分析“人肉搜索”在侦查应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人肉搜索”中案情的发布主体和发布者的身份应当明确。发布主体既可以是公安机关，也可以是与案件有关的被害人或知情群众。鉴于当前网民素质参差不齐，对于公安机关有抵触情绪的不乏其人，为了促进搜索工作的顺利开展，发布信息时应该尽量避免以公安机关的身份直接出现，尽量采用与案件有关联的角色，如目击者、受害人或利害关系人等，以减少阻力。对于发布的信息要进行一定的说明，尤其是以图片、视频形式出现时要进行解释，避免引起公众的无端猜疑而使工作陷入被动。
　　对于需要“人肉搜索”的案件要严格把关，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适合采取这种形式。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条件：一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如“陈自瑶事件”、“华南虎事件”、“钱军打人案”，这些案件要么是由于违反社会公德引起公众的极大愤怒，要么是事件本身具有轰动性，引起网民的极大兴趣进而得到广泛地关注。二是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重特大案件需要迅速侦破以减少影响，或案件陷入侦查僵局，传统手段难以奏效，具有进行“人肉搜索”获取信息的必要性。三是其他有必要启动的案件，侦查机关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社会关注程度、人身危险性、工作难度等情况来综合考虑。
　　“人肉搜索”的实施原则有必要性原则。首先，要限定“人肉搜索”案件的适用范围，对于绝大多数的案件仍然需要依靠传统的手段进行侦查，不能过多地寄希望于“人肉搜索”。若过多地使用，会造成公众的疲劳感，网民参与的热情会降低，不能得到足够多的网民支持。其次，要确定适用的条件，必须是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进行适用。如案件陷入侦查僵局，工作难以开展；案件的社会危险性大，不及时侦破会造成更大的损害等，具有实施的必要性。
　　“人肉搜索”的实施原则还有适当性原则。侦查是与各种犯罪嫌疑人进行尖锐而复杂斗争的活动过程，始终存在着侦查与反侦查的矛盾。侦查工作的特殊性，要求与案件有关的信息要严格保密。而“人肉搜索”以网民或公众对案件信息有一定的了解为适用前提，“人肉搜索”的公开性与侦查工作的保密性看似一对矛盾体，两者之间存在冲突。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人肉搜索”的公开性与侦查工作的保密性两者也存在统一性，可以相互协调、共同促进。这个协调点就是信息公布内容、时机的适当性。在案件侦查中，对于确有必要进行“人肉搜索”的案件，在信息的发布上，要遵循适当性原则，既要有明确的信息，使搜索成为可能；也要遵循侦查的保密性原则，注意信息公布的范围和公布的时机。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侦查工作的开展。
　　“人肉搜索”的实施原则以及合法性原则。“人肉搜索”有其自身的优点，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上。首先，“人肉搜索”在很多情况下会泄露公民的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单位、个人电话等基本信息，这些信息的获取途径或方式会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侵害公民的隐私权。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因此，要不断完善立法，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其次，公安机关在适用“人肉搜索”进行侦查时，要有专门人员进行负责，明确责任，对于需要公布的案情要进行审批，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操作，避免因滥用“人肉搜索”而对公民的隐私权造成不必要的侵害。
　　当今社会人财物的流动性加强，犯罪形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面对跨区域流窜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时，传统侦查措施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打击效果不明显。“人肉搜索”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较多争议，但不容忽视的是，网民巨大的人力资源确实值得公安机关，特别是刑事侦查部门予以重视和挖掘。面对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刑侦部门应转变思想、统一认识，积极发挥网民作用来为侦查破案服务。将“人肉搜索”引入到侦查工作中，走网民路线，发动网民提供线索以拓宽破案渠道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必将推动侦查工作的发展。

受聘医师执业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城县西安乡卫生院女医师李华珍，于1996年6月至2000年7月20日受聘于柳州航运总公司职工医院。2000年7月19日李华珍在该医院下属的河西门诊行医时，一病人因发热求医，李华珍给予青霉素输注，输药前李华珍医师依常规为病人做了青霉素过敏试验。该病人在输完药回家后一个多小时死亡。期间李华珍应患方要求出诊，常规观察未发现异常。半小时后李华珍再应要求出诊时，病人已“心跳微弱”经抢救无效病人死亡。病人的死因经公安局法医尸检
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均认为可能死于青霉素过敏。
病人死亡的第二天李华珍就被柳州市柳南区公安分局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刑事拘留，后被逮捕并一审判处10年徒刑，经李华珍上诉二审法院撤消了原判。2001年9月25日柳南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回起诉并在两天后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李华珍在被羁押435天后释放。
2002年5月10日李华珍提出国家赔偿的要求，9月26日李华珍再次被捕。
根据上述事实，我认为：
一、 李华珍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行医罪。根据该法律规定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仅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如果是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根本不存在非法行医罪的问题。从现有资料看李华珍系“柳州市柳城县西安乡卫生院”医师，说明李华珍有从业资质，故李华珍不是非法行医罪的主体。

二、李华珍是否遵守执业注册的地点、范围仅是行政违法与否与犯罪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一款也做了相同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执业医师除支农、会诊、进修、学术交流外应当在其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
从现有材料看，李华珍是乡卫生院的医师，其注册地点可能在其乡卫生院，但从1996年6月至事发的2000年7月19日李华珍“受聘于”柳州航运总公司职工医院。由于从现有材料无法看出李华珍是否进行了变更注册，因此有两种可能：
其一、李华珍已从乡卫生院变更注册至职工医院，则李华珍的行为完全是合法的，理应受到《执业医师法》的保护。
其二、李华珍未进行变更登记，根据《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李华珍“不得从事执业活动”，但李华珍却一直在执业，故李华珍的行为违反了该《暂行办法》、《执业医师法》，其行为是一个违法行为，理应受到行政处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违法与犯罪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现代刑诉的理念及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均要求严格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因此即便是李华珍未依据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范围行医也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所以我们说不管李华珍的执业注册地点在哪里，其行为均不影响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本案中李华珍不应因执业注册地点不同而被认定为“非法行医罪”。

三、 李华珍可以要求国家赔偿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本案中2001年9月25日柳南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李华珍不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我国现行不起诉分为三种：法定不起诉、酌量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上述三种不起诉的情形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即构成犯罪但在特定条件下法律不再追究）不可以要求国家赔偿，其他两种情形均可要求国家赔偿。从现有材料看李华珍不属于“犯了罪但因有法定情形法律不予追究”这种法定不起诉的情形，故李华珍有权要求国家赔偿。
四、 再次逮捕问题
一个被不起诉的人可不可以因原来行为再次被逮捕，答案是肯定的：可以！但条件只有一个：发现了新的事实和证据足以推翻原来的决定！
本案中李华珍的再次被捕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可能性是有的，但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理由是：
本案是一个案情和证据都比较简单的案子，影响本案成立的最重要的条件只有一个：李华珍是不是执业医师。若李华珍是执业医师则其不构成非法行医罪（但若工作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病人死亡则可构成医疗事故罪）；若李华珍不是执业医师则2001年9月27日就不应释放李华珍！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释放李华珍时本案案情应当已经查清，不应再以涉嫌“非法行医罪”逮捕李华珍，因为本案简单的案情已经经过了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的批捕→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提起公诉→一审法院的庭审，尤其是庭审中公诉人与辩护律师的抗辩→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审查→一审法院做出判决→二审法院在上诉审中的审查，如此漫长的阶段均未考虑李华珍及其代理律师对事实的陈述和调查取证，仅是公、检、法机关要经过的层层“关卡”，在这一关一关的审查中这么简单的案情早就应当查清了，因此本案不大可能存在对于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又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问题。
李华珍是不是可能因涉嫌医疗事故罪被逮捕呢？唯一的可能是病人的死因有新的说法“李华珍大夫在执业中严重不负责任”，但一个急性低热病人大夫诊疗未见特殊异常给予青霉素治疗且做了皮试很难说得上“严重不负责任”，李华珍在每次病人要求出诊时均予以了处理也很难说得上“严重不负责任”。
李华珍为什么会再被逮捕呢？
都是要求国家赔偿惹得祸——我个人认为！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华珍不构成非法行医罪，李华珍有权要求国家赔偿！再次逮捕李华珍没有道理！
医师落难之时，将是人民生命健康得不到保障的开始！
是为医生维权的时候了！




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
邓利强 律师
2002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