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几点思考

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永乐店司法所 王 晨


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人权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都对法律援助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为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式成立；200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３８５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正式生效施行。据统计，至2003年底，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多万件，解答法律咨询600余万人次，有近97万人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福音，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人们投入法律援助事业，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增添了人性化的关怀与温暖，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保障司法公正和维护人权的良好形象。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呈现出良性的发展态势，前景十分美好。
作为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笔者学习了法律援助的相关知识，也曾经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在平时的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产生了在农村进行法律援助工作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以下笔者将结合农村的现实状况对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问题、对策进行论述，与大家一同交流。
一、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所以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农村，援助对象的重点要针对农民，原因有以下三点：
1、农村的贫困人口多。
我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通过查看数据可以得知，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农民的人均收入都是比较低的，经济的落后使得教育水平无法提高，从而导致农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道德素质不高。以笔者工作的永乐店镇为例，永乐店镇地处北京市最东南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截止到现在全镇常驻人口30000余人，拥有农村低保户781人，人均年纯收入不到7000元，大多数农民都过着穷苦日子。有很大一部分前来咨询的农民都不愿意诉讼解决，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其中因为怕伤和气的占30%，认为打官司很没面子的占6%，而有64%的人是由于家里穷不愿意再额外拿出一笔钱去打官司。随着物价的上涨以及诉讼成本的提高，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案件多。
由于历史习惯、观念意识、经济发展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发生在农村或农民身上的案件有许多属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比如，在农村，每个家庭普遍都有两个孩子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五、六个，孩子多导致家庭贫困，孩子长大成家后，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或因为贫困、子女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对老人的赡养问题。笔者在2004年承办的一个索要赡养费的法律援助案件就是因为老人的两个儿子都不尽赡养义务，其中大儿子同意赡养，但前提是二儿子也必须承担赡养义务，否则他也不赡养老人；二儿子则因为贫穷拒绝赡养老人。最终老人一气之下将两个儿子告上了法庭，用法律武器维护了自身的权益。在农村像这种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案件为数不少。另外，现在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条件恶劣及安全措施不当导致农民工因工受伤的情况层出不穷，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是无助的，这时候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
3、在农村加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可进一步加大普法力度，产生法律宣传的效应，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在农村接受法制宣传的机会要比城市低得多，相当多的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对诉讼敬而远之。而农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村与村之间联系很多，李家出了什么事，过几天全村甚至外村都会听说。因此笔者认为切实地为农民办几件实事比单纯进行法制宣传的效果要好，因为当事人回去会向其他人讲述自己的事情，其他人在听的过程中不仅了解到一些法律法规知识，而且还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再去向另外一些人讲述，这样在无形中就提高了农民对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让广大农民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可以扩大影响，消除一些农民认为法律遥不可及的偏见，改变农民对法律、诉讼的一些认识，提高农民知法、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减少因农民不懂法而吃亏上当的情况的发生。
二、现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如今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存在偏颇，在城市宣传的较为广泛，法律援助中心也多设在城市里，而针对基层农村的宣传较少，因为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真的广泛宣传恐怕会有相当多的农民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造成法律援助机构应接不暇。但这样就与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因为宣传的少，广大农民就不了解法律援助，不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对于整体素质不高的农民，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他们不知道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服务者，又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那么只有凭感情用事，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亟待完善。
当前法律援助审批权在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只要交齐相关的证明和材料一般就能够获得免交代理费等法律援助。而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在农村，开具一份无收入或生活贫困证明非常容易，这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难以确保全部法律援助资源都切实用于帮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援人，加大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成本，降低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效率。因此，如何进行严格且有效的审查是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律援助除了免交律师费、代理费外，还应包括减、缓、免交诉讼费，这就涉及到法院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批。而对于法院来说，法律援助案件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免交诉讼费，一般不太可能，得到法律援助的可能性很小。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没有同意其缓、免交诉讼费用，最终导致无法立案。笔者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中也遇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索性赡养案件诉讼费只有50元，笔者先行垫付了，那诉讼费要是几百元甚至上千上万元呢？因此，法律服务费的减免和诉讼费缓、减、免的衔接问题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经济困难的农民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批准得到减、免费的律师服务后，往往由于得不到法院缓收和减免诉讼费而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最终落不到实处。
3、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矛盾突出。
随着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据笔者在永乐店镇的调查显示，《法治进行时》、《法制播报》、《今日说法》等法制栏目在农村拥有很高的收视率，农民寻求法律帮助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法律知识的运用越来越广，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法律援助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加上法律服务和运作成本在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资源不能适应正在急剧转型和变化的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2002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受到援助的低于18万件，受援率不足1/4。
三、解决对策。
1、加强宣传，让农民“知”法律援助。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仅仅依靠在农民赶集时向他们发放宣传资料已经远远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了。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在有条件的农村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在条件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送法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以解决。
2、协调配合，让农民“用”法律援助。
仅仅“知”法律援助是不够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用”法律援助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首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要主动向当事人提出并积极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的有关事宜；其次，法律援助机构要严格审查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使应该得到援助的人得到应有的援助。最后，法律援助机构应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杜绝因无法交纳诉讼费而致使法律援助终止的情况发生，使农民能够顺利地“用”法律援助。
3、提高质量，让农民“信”法律援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品质量尤为重要，法律援助工作也不例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要认真做好案件的审阅、调查和准备工作，不能因为农民懂得少、是弱势群体就敷衍了事，要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关注它，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才能为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4、加大投入，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律援助。笔者设想，在将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农村贫困地区以乡镇为单位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每个工作站配备2-3名公职律师，由法律援助机构每月为公职律师发放工资，公职律师负责本乡镇的法律援助工作，免费办理咨询、代书等非诉法律事务并承办本乡镇范围内的法律援助案件，这样就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使更多的农民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真正做到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实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行办法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１日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２号）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障我市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７〕２９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１９９８年我市云岩区、南明区和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小河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确定为月人均１２０元。其他区、县（市）为月人均９０元－１１０元，由区、县（市）政府根据实际确定。
　　此后，每年底由市民政局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化情况测算出下一年度的标准，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


　　第三条　我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指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我市当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持有本市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常住居民。具体指以下三类人员：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
　　二、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三、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第四条　保障对象家庭收入的确定范围是：
　　一、各类工资、奖金、津贴、物价补贴、生活补助费等固定收入；
　　二、临时择业、务工、经商等方式获得的收入；
　　三、房屋、家俱和其他设施出租获得的收入；
　　四、银行存款利息及股票、债券分红等所得收入；
　　五、接受亲属赡养、抚养性的收入，继承的遗产、馈赠等收入；
　　六、社会救济对象和失业职工领取的企业及各方面各种救济金；
　　七、亲属、朋友资助和社会捐助的收入。
　　优抚对象领取的伤残抚恤金和义务兵家属优待金不计入家庭收入。


　　第五条　我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需资金，依照国发〔１９９７〕２９号文件规定，按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分级负担，列入各级财政预算。
　　一、市属单位保障对象所需保障金由市财政负担；
　　二、区、县（市）属单位保障对象以及第三条一类保障对象所需保障金，由区、县（市）财政负担。
　　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落实我市城市居民保障金，每年年底前由各级民政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的用款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预算，定期拨付，年终编制决算报同级财政审批。


　　第六条　凡符合保障条件的城市居民，由户主向所在居委会提出申请，领取和填报保障金申请表，经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审核，报区、县（市）民政局审批，市属单位的保障对象报市民政部门复审，然后予以张榜公布。
　　对需领取保障金的保障对象，采取逐月申报、审核和审批的办法办理。


　　第七条　我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按月由街道办事处发放。对保障对象按其家庭人均收入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发放。一人户家庭每月再增加２０元；二人户家庭每月每人再增加１０元。


　　第八条　保障资金的管理与监督
　　一、建立保障金的申请、审批、发放、统计等各环节规章制度，严格管理，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审批和发放工作；
　　二、申请人应如实反映家庭成员情况及家庭所有的经济收入情况，不得隐瞒、虚报或冒领保障金。违者，一经查出立即取消救济，并视情节轻重处理；
　　三、坚持公开保障金申报审批情况，公开保障对象，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接受群众监督。严禁克扣、拖延发放、贪污、挪用保障金。


　　第九条　实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鼓励和支持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自谋职业、自食其力，通过劳动增加收入，逐步改善生活状况。同时，倡导社会互助，大力开展扶贫济困送温暖等活动。并充分调动各级、各部门和全社会力量，多渠道为保障对象排忧解难。
　　一、加强保障对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以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主，会同各街道办事处开展城市贫困居民的综合培训特别是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素质和择业能力，使之适应社会用工的双向选择。
　　二、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各街道办事处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项目，特别是通过加强与辖区单位的合作，利用单位的服务设施开办社区服务项目，吸收保障对象参加服务，增加收入。
　　三、广开就业门路。在实施贵阳市再就业与解困工程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要优先吸纳符合同等用工条件的保障对象就业，各区、县（市）街道办事处要积极向用工单位推荐保障对象就业。积极创办就业组织，逐步将符合用工条件的保障对象取代外来劳动力。
　　四、组织保障对象自救。组织保障对象兴办的实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均享受《贵阳市再就业与解困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的优惠政策。
　　五、认真解决保障对象的住房。房管部门要将城市贫困居民中的无房户和住房特困户纳入安居工程计划内统筹考虑。对住公有住房的贫困居民，在救济期内适当减收自住公房租金。
　　六、减轻保障对象子女的教育费用负担。对得到救济的家庭，区、县（市）教育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措施，对其九年义务教育期内的适龄子女免收当年的杂费和其他收费。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解释，实施细则由市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本办法从一九九八年元月一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