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与重构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资格的断想

杨涛


岁未年初，清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事，江苏省常州、徐州两市公推公选金坛、沛县两个县（市）的县（市）长推荐人选无疑令人瞩目。然而，在江苏省这次“公推公选”县(市、区)长的过程中，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的资格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都是相当有限。例如，沛县规定，参加“县长推荐人选”选举，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在45岁以下，在徐州市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两年以上。结果，徐州仅有89人符合这些条件。并且，只有副处级及副厅级以上的干部，才有投票权。
这就意味着没有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工作的不具备国家干部身份的人是无缘于公开选拔，也就基本上不可能以此途径成为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人。要成为领导干部或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要依靠公开选拔方式进入领导层，首先要进入国家机关、国有企业，获得资格，其次还要熬足资历，否则无法跨越那一道道高高的级别门槛。
然而，看看前不久的施瓦辛格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成功的消息，我们会获得不同的思考路径。我无从揣测州长的行政级别，但可以肯定施瓦辛格不是公务员，也与行政级别挂不上钩，那么，无任何从政经验的好莱坞影星施瓦辛格缘何能参加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竞选呢？这主要是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为他们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中普遍实行分类管理，将公务员分为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前者实行任期制由民选产生或政府首脑任命，后者实行常任制，多通过考试录用。像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曾是演员，并非官僚科层结构中产生，其竞选成功后组阁的各部长也许会考虑其经验与知识，但绝对不是都从原体制内挑选。相当于西方国家政务类公务员主要从事管理与决策的工作，专业性强的工作往往由业务类公务员承担，而在事实上证明，除特殊岗位外，具有相应知识与经验的体制外的人员担当也完全担当政务类公务员的职位。那么，在我们国家，公开选拔领导干部也相当于西方国家政务类公务员，体制外的人员为什么不能参加公开选拔呢？
那么，打破官僚体制的门槛限制，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有何益处呢？我们都熟知的是行使公权力的人都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一种权力带来的优越。这种优越感还因为行使公权力的人恒为管理者、相对人恒为被管理者而不会发生倒置得以增强。当然从权力来源而言，行使公权力的人也明白公权是基于民众授权而生，但如果仅仅是单纯是民众选举代表，再于代表选举国家机关领导人这一单一间接民主形式，单个选民的意志在层层转折中不断淡化，更多是众多选民的集中意志。而行使公权力的人在管理中真正面对的却是单个公民，单个公民权利通过代表形式制约权力过于遥远使得行使公权力的人几乎无关痛痒，换言之，他们可能不敢触犯众怒，却可对少数人横眉冷对，因此他们对于被管理者服务意识也不可能得以充分改观。所以，现代的民主不应仅仅包括选举，立法听证、行政公开等等直接民主形式也应得以充分张扬，选举前置的程序??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资格审查程序当然也应成为制约公权的直接民主形式。
但以干部、级别身份作限定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又使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资格审查程序当然也应成为制约公权的努力化为乌有。行使公权力者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更多的唯上级是从，对同为国家干部的同僚们保持几分谦卑，因为这些人是他们今天和明天的领导。对于被管理者，他们连资格的门槛都无法跨入，他们就永远不能成为行使公权力者的领导，行使公权力者也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其天然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往往就带来对私权的漠视。
换个思路，淡化干部、级别身份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也更有利于吸取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我们领导干部。各行各业都有其精英分子，“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 吸取他们进入更有利于打造一个高效务实的政府。更何况他们来自民间，曾是公权力的被管理者，有利于换位思考来善待权利。
所以，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资格审查程序要成为制约公权的直接民主形式，要真正从全社会高度选拔优秀人才，就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打破身份的限制，在选拔上只能是唯才、唯德是举，而不是仅从科层结构分明的官僚体制内选拔。只有在被管理者不是永恒的被管理者，管理者不是永恒的管理者前提下，行使公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不唯上，不唯内，真正形成服务意识。也可以有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进入公权力管理体制中来。角色的互动，体现出权力真正源于人民，借用韦伯的说法就是籍此经历一个“祛魅过程”， 祛权力之魅，还其本色、复其原形。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一个案件就是一面镜子，能折射出公平正义的光辉。如何实现个案评价从差异性到趋同性的跨越，赢得当事人的广泛认同，是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的生动实践。

司法机关主要是通过办理案件和社会进行接触，法官阅卷开庭、合议判案、撰写文书，是从法律事实向客观事实的最远探寻者。从法律层面评价案件，最有发言权。其标准是裁判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法律规定，实体是否公正，要根据裁判结果做出判断，判决结果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幅度内作出的，裁判就是公正的；程序是否公正，以适用程序法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做出判断，只要程序严格正当，就是公正的，这就要求法官吃透案情，认真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依法裁量权利义务。

个案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司法公正寓于个案公正之中。当裁判文书送达生效后，当事人对法官的评价就上升为对法院的群体评价，加入到垒加司法公信的个案细胞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也要求法官追求公正司法的宏大目标，无论是一审、二审、再审案件，从个案裁判做起，做出一个法律上站住脚、群众普遍认可的裁判，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正面引导、积极影响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的裁判评价。

当事人是案件客观事实的亲历者。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是个案公正的源头评价者。诉讼，说到底是一种利益之争。一方提交法律事实，想最大限度地还原客观事实，追究对方责任；另一方却托词辩解，最大努力地混淆客观事实，极力逃避责任，双方当事人既然对簿公堂，具有趋利避害的功利性倾向。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作为个案的直接接触者，对是否公正，内心感触最深，也最有发言权，其客观评价也最容易让人信服。代理人具有职业道德和法律素养，受聘于一方当事人，帮着增强诉讼优势，弥补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的短板，评价更具有说服力。但是由于当事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主观因素的不同以及个体之间主观认识存在差异，特别是当事人作为案件利益的相关方，多数情况下对案件裁判结果的评价一般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为标准。

当事人置身案件之中，与司法行为有切身利害关系，特别是在基层，当事人文化程度往往不高，法律意识淡薄，没有程序、证据、时效意识，更注重自身感受，当事人一般都自恃有理。要通过法官介入，程序上得到平等对待，实体上追求公正结果，才能减少当事人的误解猜疑。每个案件的处理过程都是法官在当事人参与下最终做出裁判的过程，承办法官要及时感知当事人评价。庭审是司法公开的核心平台，法官要通过庭审争议焦点的质证环节，科学预判双方当事人的裁判预期，力争使裁判结果趋于公正。要充分借助社会力量沟通劝导，尽快地让当事人从诉讼的拖累中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否定性评价信息的传递可能，增加社会公众案件评价的正能量。

社会公众是案件涟漪效应的波及者。生活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可以对司法机关及其行为进行监督、评价，作出认同、合作、抵制等肯定或否定的回应。一般社会公众的评价主要是基于正义与良知的道义性评价，其底线是公民个体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基本尊严。社会公众评价应反映了法律的本质和精神，体现法律的社会性和人民性等法律理性特征。然而，社会公众没有参与诉讼活动，大部分案件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一方当事人诉说或媒体网络，把自己看到、听到、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的个案情况，融入己见相互传播，道德观内化于心的社会公众的评价标准因其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不同而受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虽然直接利益并未受损，但会形成自己的判断并引起心理上的变化，当评价过低时，就会产生仇视心理，借助一定的案件爆发出来，声援、支持、参与，极易形成群体性事件。

目前，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自媒体、新民主时代的到来，网络凭其广泛影响力和放大功能，成为公众评价的最大平台。司法案件历来是媒体钟情的新闻“富矿”，每个案件的审判执行情况，都极有可能成为舆论焦点和公众话题。尤其是一些不公案件的负能量，极具颠覆性杀伤力。实践中，要针对我国社会转型、矛盾叠加，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需求日趋多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频发的社会现实，针对社会评价的时空性、主观性、道德性等特点，侧重于从伦理道德、民俗常理等角度的评判现实。司法实践中，要立足个案裁判，确保司法公正，加大司法公开、舆论引导的范围和力度，提高重大事件的反应能力和回应社会能力，引导社会公众理性认识裁判，垒筑司法公正的宏伟大厦。

从哲学范畴说，理性源自感性，质变依存量变。个案的公正，是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切身感受，是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累加因素。法律只有经过法官准确适用到个案事实，才能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人们对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的认同，要靠公正法官的个案裁判来倡导引领。因为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里。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