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


绍兴市人民政府文件

绍市府发〔1993〕26号




绍兴市区植物检疫暂行规定


　
　
印发《绍兴市区植物检疫暂行规定》的通知
绍市府发（1993）26号


绍兴县、越城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绍兴市区植物检疫暂行规定》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绍兴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

绍兴市区植物检疫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防止危害植物的危险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安全，根据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和《浙江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绍兴市农业局、林业局下属的植物检疫机构是代表国家行使植物检疫职能的执法机构，负责执行绍兴市区范围内的植物检疫任务。
　　第三条 植物检疫机构可根据需要，派遣检疫人员进入车站、港口、码头、集市、仓库、种苗繁育地点及其他有关场所依法执行植物检疫任务，铁路、公路、航运、邮政、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及有关人员应予密切配合。发生疫情时，植物检疫机构可派人参加当地的道路联合检查站或木材检查站执行任务。
　　植物检疫人员执行检疫任务时应穿着检疫制服和佩带检疫标志。
　　第四条 应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包括：所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乔木、灌木、果树、花卉（含草皮）等植物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以及来源于上述植物未经加工但仍可能传播疫情的植物产品。
　　对可能污染植物检疫对象的包装材料、运载工具、场地、仓库等，也应实施检疫。
　　第五条 凡从外县（市）调入市区范围内应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调入单位或个人必须事先征得绍兴市植物检疫机构的同意，并经调出地的县以上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办理《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调入。对调入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绍兴市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查验《植物检疫证书》，必要时可以复检。
　　第六条 凡调出市区范围的应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必须在调运之前向绍兴市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检疫。检疫合格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准予调运。检疫不合格的，进行消毒处理后再检合格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准予调运，无法消毒处理的不准调运。
　　第七条 凡市区范围内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单位或个人，必须有计划地建立无植物检疫对象的种苗繁育基地，向绍兴市植物检疫机构申请产地检疫。产地检疫合格的，发给《产地检疫合格证》，作为以后该批种苗在市区运销或调往外地向市植物检疫机构换取《植物检疫书》的凭证。
　　第八条 凡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的，引进单位或个人应向浙江省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办理国外引种检疫审批手续。准许引进的种苗，可能潜伏病、虫的，必须按要求隔离试种，经植物检疫机构调查、观察和检疫，证明其确实不带危险性病虫的，方可分散种植。
　　第九条 未依照本规定办理《植物检疫证书》，伪造、涂改《植物检疫证书》，擅自改变植物用途，私自调运应检疫植物及产品的，植物检疫机构应责令纠正，可以处罚款，责令赔偿，没收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违反本规定调运的植物产品，植物检疫机构有权予以封存、没收、销毁或责令改变用途。销毁所需的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十条 当事人对绍兴市植物检疫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省植物检疫机构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市植物检疫机构可以申请人民强制执行。
　　第十一条 植物检疫机构执行检疫任务可以收取检疫费，具体规定按浙江省农业厅浙农发（1992）4号、浙江省物价局（1992）浙价费联1号、浙江省财政厅（1992）财农2号文件执行。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各县（市）可参照本规定，结合当地实际制订相应的规定。

对刑事审判考虑民愤的思考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 唐勇


内容提要：本文从民愤的界定入手，驳斥将民愤视为刑罚裁量的参考依据，主张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司法的独立性来反对民愤在审判上的介入。
主题词：民愤 刑罚裁量 司法独立性


民愤是个为人熟知的词，常常可以听到类似于“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说法。而在实际的刑事司法审判中，不少案件也是“迫于民愤”而导致了轻罪重判，那么民愤能否作为刑罚裁量的一个考虑情节是一个重要而实在的研究问题。

一、 民愤的界定
民愤是指“人民大众对反动统治者或有罪恶的人的愤恨”。①其实这个概念只具有政治学范畴上的意义。首先，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反映的是一个整体，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及其同盟者和拥护统治的阶层。那么，就一个具体的地区发生的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而言，如何认定“人民大众”知道了案情并愤恨了呢？再者，即使刑法用阶级性的政治定义，即“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②，在这个定义下，犯罪行为侵害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被告的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对一名嫌疑对象产生愤恨是荒谬的，更是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由此可见，民愤如果指人民的愤恨是不符合法律逻辑的。
假设民愤指直接受害人的个人愤恨，那么这种愤恨就不是义愤而是仇恨，对受害人而言，他们的愤恨情感基于报复的心态。任何人在蒙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时，这种以牙还牙的原始复仇心态就会油然而生，这是人的本性。基于这种感情的冲动，他们相要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发泄私愤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对象的存在性而不是对象的嫌疑性，那么这种愤恨找到的也许并非是罪犯而是作为牺牲品的嫌疑人。其于愤恨的法律理性要求，受害人之私愤也就不是民愤了。
最后，法学范畴上的民愤只能是一群数量有限的自然人产生的公愤。这群自然人中包含受害者，但更多的是以旁听者知情者为主的民众。基于这个相对合理的界定，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 民愤的渊源及古代作用
民愤是源于古代朴素的“天理”、“天道”思想。《诗经》中有“天生万民，有物有则。民之秉性，好是仁德”。③意思是说天生万众，万物皆有其法则，人的秉性常情都是爱好德行的。在这种意义上，“法体现着天理，它来自天理或天道”④犯罪就是“伤天害理”，是“天理难容”的，民众基于对天理的尊重和对法律的捍卫，于是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罪犯就产生了义愤。
民愤在古代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由于当时的法官同时是地方行政长官，它在依据国家律例审判时，又非常重视道德正义感。“仁爱者热衷于帮助他人，正义者则侧重于不损人利己。”⑤因而在审理过程中，刻意追求民意重视民愤，所谓还百姓一个公道。这种天理民愤的道义观对稳定封建次序，维护社会平衡发挥过积极作用。

三、 民愤对司法独立的负面作用
古代断狱尊重民愤，有着历史背景原因：其一，当时的法律体系不很完善，案情复杂性往往会超出法律设定范围；其二，县令是从书生中培养而来，并未接受过专门的司法培训；其三，县令的双重身份决定判案的最终目的是百姓的安定，即民愤的平熄。
而现代的司法活动强调其独立性，“司法独立的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⑥具体说来，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特别是在刑罚过程中，只能依据法律和自由的证。英美法系的法官在审判前是不能与控辩双方接触的，这就严格保证了司法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中的重要原则。“只有法律才能未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⑦孟德斯鸠指出“惩罚应有程序之分，按罪大小，定惩罚轻重。”⑧法官是受过严格培训的专职人员，深知法理和程序，并能在此基础上运用法条来审理案件。而一般的民众，只能用普通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来认识、判断是非；而且，一群数目可计的民众是极易被鼓动和误导的。这种可能被误导的偏见显然不能作为量刑依据。
另外，在这群民众中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大众传媒。记者在对案情背景进行报导时，往往流露出个人的主观情感，这种情感在刑事案件上往往表现为义愤。虽然记者出于内心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但同时带动着民众的共鸣，这种共鸣往往“污染”法官的判断。先入为主的情形在司法独立程序上也是非正义的。其本质是记者指挥司法，民愤影响公正。

四、 结记
刑罚裁量是刑事审判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道当事人的自身利益。基于审判活动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所以不允许有任何外界影响作用于其中，那么民愤也就不可以成为刑罚裁量的考虑情节了。
民愤只能是媒体的报道，市民的谈资，绝不允许出现于判决书中。我们的司法工作者也要努力使自己不受民愤干扰，依法审判。





①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② 《刑法学》，第3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③ 《诗经·大雅·?A民》
④ 《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第17页，范忠信、郑定、詹学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⑤ 《正义的两面》，第19页，慈继伟著，三联书店第一版
⑥ 《看得见的正义》，第129页，陈瑞华著，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版
⑦ 《论犯罪与刑罚》，第11页，[意]贝卡里亚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⑧ 《波斯人信札》，第141页，[法]孟德斯鸠著，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