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的证据种类——当事人陈述

曹柯

当事人陈述能否成为证据种类以及作为证据对于裁判的影响力，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息息相关。随着历史时期的变革，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的不断变化，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价值也不断改变。到了今天，伴随着现代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将当事人陈述仍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已经与司法改革的方向相悖，并且也给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各项改革措施带来了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主要从历史发展以及现实状况出发，对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合理性重新进行审视。
一、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现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已成定局，在很多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证据制度也由强调追求客观真实向追求法律真实的价值取向转变，特别是证据规则的创建也已提上了立法日程。在这种背景下，对当事人陈述这种传统的证据种类还局限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前的理论基础，完全忽视了当事人陈述因其自身的特征使得将其作为证据种类与现代审判方式格格不入的状况。在审判实践中，因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矛盾以及导致的不当操作更是层出不穷，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判人员乐于以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展开法庭调查，影响了人民法院的裁判形象。
在审判实践中，由于当事人陈述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时就习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进行，即以形成一个有发生、发展和结束全过程的完整的案件事实为目标，由审判人员围绕调查目标来询问当事人，当事人是作为接受询问的客体和事实真相的提供者。除让当事人回答询问外，由于法律的规定，审判人员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据（这时所称的“证据”都是指除当事人陈述以外的其他证据种类）。但是，由于其他证据种类不能象当事人在回答询问时所作的陈述那样完整并且有针对性，而且其他证据种类一般也需要当事人加以说明，不如当事人陈述明确，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都乐于以询问当事人来展开法庭调查，以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作为一个法定手续和补充。这样的方式使法庭调查跟随审判人员预先的思路进行，审判人员能够完全控制调查的进度和方向。
然而，这样的法庭调查是以牺牲人民法院裁判形象为代价的。当事人抱怨审判人员在询问时没有给双方当事人同样陈述的机会和相同的询问态度；陈述的内容，甚至陈述的时间都由审判人员决定，当事人不能控制；对当事人陈述的效力，也是通过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来决定，并且经常发生审判人员仅根据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就转移举证责任给对方的情况。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会使当事人感到审判人员已经先入为主，没有站在居中的立场来调查案情，并且其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只被当作了受调查的对象，其诉讼权利在法庭调查阶段无从体现。
（二）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使得审判人员无法正确认定证据。
根据现行的证据制度，当事人陈述是一种证据种类，而当事人的主张则是证明对象，二者在概念上是容易区分的。但是，当当事人接受审判人员询问或自己进行陈述时，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在形式上往往是混同出现的。由于在形式上不能区分，在内容上不易区分，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时一般都没有对当事人陈述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进行质证、认证，但在判决书中，这种未经质证、认证的当事人陈述却会被列为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而对于当事人基于传闻等违反证据排除性规则的陈述，也因其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出现，审判人员也不会因其不具备证据资格而禁止其陈述。这样的当事人陈述使证据的排除性规则形同虚设，会给审判人员造成不正当的引导和印象。
另外，根据诉讼代理制度，诉讼代理人可以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这当然就包括了代理当事人提出对事实的主张。另一方面，诉讼代理人因其并非当事人本人，没有亲自经历案件事实的过程，所以不能代理当事人陈述案件的事实。但由于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使得审判人员经常向诉讼代理人询问案件事实。这时诉讼代理人也只能作出不确定的陈述或直接表示其不知情，从而造成调查中的尴尬。而有的审判人员在代理人陈述不知道的时候，认为是当事人故意隐瞒案情，甚至以将认定其放弃反驳的权利进行威胁，逼迫当事人的代理人给出一个在形式上是明确的但实质上代理人并没有把握的答案。这样的操作使代理人很难正确行使其代理权利，而且实际上也是强制性规定了当事人必须出庭作证。
（三） 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缺乏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导致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情况大量出现。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伪证罪的主体一般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而不包括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而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是作为妨碍民事诉讼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制裁。由于采用强制措施的手续烦琐，审判人员无权当庭作出，使得当事人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抱有侥幸心理，有的甚至敢公然作虚假陈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与目前的诉讼模式以及审判方式之间会有如此多的冲突，会导致如此多的问题？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的产物，是建立在当时诉讼制度乃至法律理论的基础上的。由于制度环境和理论根基发生了变化，在传统诉讼模式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将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的意义也越来越弱，最终导致了其不能在现代的诉讼制度中存续下去。下面就从历史的变革以及现代诉讼模式带来的变化进一步加以阐述。
（一）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历史沿革。
在中国法制史上，当事人陈述一度是司法审判中传统的证据种类，在我国事实裁判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夏商周时代，在奴隶制国家的法律中都或多或少的包含了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进行裁判的内容。在《周礼 . 秋官 . 小司寇》中就记载了“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制度，强调了裁判者通过当事人回答询问时的外部表情和神态来推断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理，审查当事人供词中的矛盾，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形成内心确信并作为裁判的根据。该制度被看作是我国古代司法经验的总结，充分反映了当时奴隶制社会控告式诉讼模式的特征。进入封建时期后，我国司法制度中纠问式诉讼模式的特征十分明显。这种诉讼模式下，在继承“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原则，即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 认为囚犯在受审时亲口供述的犯罪事实都是真实可信的，必须罪从供定，使得被告成为了追究责任的客体、一个被拷问的对象和供词的提供者。这时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集中表现为被告的供述。裁判官吏的询问是审判程序的主线，通过刑讯制度、反坐制度和伪证制度等来确保裁判者的询问得到真实的案情。这种审判方法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从鸦片战争之后到解放前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先进的证据制度形式，但实践的做法却与立法相去甚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证据制度才抛弃了传统的做法，借鉴了前苏联的相关立法，严禁刑讯逼供，不轻信口供，规定了当事人不陈述的不影响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等符合近代社会发展的证据制度，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诉讼地位，恢复了被告与原告之间平衡的诉讼关系，体现了司法制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当事人陈述此时仍被列为主要的民事证据种类之一，其出发点是为了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寄期望于亲身经历了有关情况的当事人由于希望得到公正判决而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的进行陈述，协助法院迅速查清案情。 在这段历史时期，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在这种证据制度下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在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1、当事人诉讼地位的转化。
在传统的审判模式中，当事人只有提供案件事实真相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诉讼地位，但在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也只是配角，整个审判过程还是由审判人员主宰。在这种审判模式下，当事人陈述主要是作为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甚至是进行裁判的主要依据。
在进入现代审判模式的今天，辩论主义的审判模式下的当事人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处理意见和对事实的主张逐渐占据了审判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调查过程中，法官相应的退居到次要、消极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再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便会出现在程序上或实体操作上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导致了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就事实的主张相混同的问题。
2、证据的概念新的发展。
对于证据的内涵，传统的事实说或根据说都不能适应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逐渐被追求“法律真实”的价值目标所代替。在这种背景下，证据就是法院认定案件真实的方法。 作为方法，证据种类就不再局限于诉讼中可以作为调查对象的有形物，而是一种案件事实来源的渠道。同一类证据因来源于同一渠道，在同一标准下就只能归属于某一特定的项类，与其他项类之间不得交叉或包含。同时，作为一项特定的证据项类在概括功能上也就必须穷尽所有的证据形式。
传统的证据制度由于将证据种类定义为诉讼中可以作为调查对象的有形物， 因而把当事人陈述与另一种证据种类证人证言按照调查对象有形物的不同区分为了两种证据种类并作了不同的要求。从现代证据制度对证据种类的新定义来看，作为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都是通过知情人的陈述来证明案情的方法，应属于同一项类。传统证据制度所作的区分既是一种立法上的浪费，也不符合证据分类的要求，并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当事人以及证人如实的作证。
3、当事人自认的独立价值。
在传统的证据理论中，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认为当事人对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或对承认对方主张的陈述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当事人陈述中的自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现代的证据制度理论已经倾向于将当事人的自认作为一种排除争议点的方法或一种免除对方举证责任的方法，而非证据本身。 当事人的自认已经从当事人陈述的外延中脱离了出来，使得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理由显得更加乏力。
从历史的变革和现代的发展过程来看，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在奴隶制的控告式诉讼模式下诞生，在封建制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中达到鼎盛，在新中国初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得到重新构建。而到了现代的诉讼模式中，证据概念的变化使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形式混同于证人证言；当事人地位的变化使其举示方式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难以区分，而且可能重现裁判者强迫当事人招供的情形；自认从当事人陈述中的脱离也使当事人陈述失去了作为证据种类的主要意义；而针对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传统理由来看，当事人因直接牵涉案件的处理结果，其陈述虚假的可能性更大，况且记忆力和判断力对其陈述准确性的影响也不亚于其他知情者；最后从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来看，对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的独立价值实际上也是抱了最大限度进行限制的态度。这一切最终都说明随着现代诉讼模式的建立和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当事人陈述已经不适应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趋势，并且必将丧失其作为独立证据种类的价值。
三、现有制度下的弥补办法
由于在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下要将当事人陈述从证据种类中剔除出去显然于法无据，为了尽量弥补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笔者认为应强调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竭力维护人民法院居中裁判形象的责任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又要利用司法裁判权在合法的前提下设置一些可以解决矛盾的诉讼程序，并且对当事人在审判中的不当行为要坚决予以制裁。针对前面列举的因把当事人陈述纳为证据种类所导致的问题，下面简单罗列了一些弥补的方法。
（一）加快转化审判观念。
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有着制度上的缺陷，但因其所产生的问题也不乏审判观念陈旧，公正裁判意识薄弱的原因。新的民事审判方式无论从指导原则到具体规定，都有很好的基础，审判观念的改变也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具体要求。但在某些法院，传统的审判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要求中凡是加大工作量或影响既得利益的方面往往得不到落实。审判人员通过询问当事人来展开调查的方式就显然与新的审判方式背道而驰，审判人员抱着这种老旧的审判观念不放与这些法院过于强调审判效率而忽视审判公正不无关系。其实，现行的法律规定大大削弱了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就是要敦促审判人员把调查的重点集中到其他证据种类上去；而正在进行的裁判文书改革着重强调对证据的分析和认定，也是要扭转落后的调查方式。所以，改变法庭调查的陈旧方式在制度上已有了充分的依据，关键就在于如何尽快转化审判观念，促使审判人员切实的把审判公正放在第一位。笔者认为，通过二审法院进行监督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对于违反程序公正或蔑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相成之上而下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二）灵活设置审判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为了有效的审理案件，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不少法院都在试点一些新的审判程序，一些成功的经验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用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了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了解决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相混同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规定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中，当事人除了陈述起诉状的内容以外不得陈述对任何事实的主张，更不能发表对法律适用或案件处理的意见，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都应作为证据在证据交换程序中向法庭提出；而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的陈述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体现，对于当事人要将所陈述的事实作为证据的，应由该当事人说明其没有按照限期举证的要求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中进行陈述的原因，并由其承担相应的后果。当然，这种操作现在缺乏证据失效制度的强制性规定作为后盾，但对于没有合法原因不按期举证的可以作为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加以制裁。
（三）坚决执行制裁措施。
法院的权威除了公正的裁判形象以外，还体现在对无视法院和法律庄严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制裁。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的神圣职责就在于通过合法真实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提供虚假证据、作伪证都是对审判人员、人民法院乃至我国法律的亵渎和挑衅。尽管现行法律对审判人员制裁伪证行为有很多束缚，但我国的法律也是决不允许当事人欺骗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行为，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内部应把强制制裁的实权下放到合议庭，把院长审批淡化到一种手续的地位，这样才能真正维护人民法院的形象，保证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
四、对制度重构的展望
上面提到现行制度下的弥补方法毕竟只是权宜之计，真正要解决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问题还是要对证据种类进行重新划分。当事人陈述不适宜再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可以将其纳入证人证言的范畴（根据现行法律对证人的定义，并没有将当事人排除在外），适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当然，由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也有着不同于证人的诉讼地位，还应为当事人出庭作证设立一些有别于证人作证的程序，如当事人不必在庭审期间回避，但未经法庭允许其所作陈述不得作为证据，当事人也可以传唤对方当事人作为证人向法庭陈述案件事实等。总之，通过重新构建当事人陈述制度，将当事人的证人身份与其作为诉讼主体的身份区别开，既促使当事人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又不妨碍当事人积极行使其诉讼权利，最终满足现代民事诉讼模式的需要。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审计报告对于建设工程结算数额的影响

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因与被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双方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约定，承包方在施工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工程项目的审计和稽查，但并未约定《竣工结算书》在审计后才生效的，双方当事人进行结算确认的工程款数额，是工程款债权，结算完成即工程款债权确立。审计意见应当在工程款债权确立前提出，之后提出不能成为变更债权的依据。此外，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所以，涉讼工程是否审计以及审计结果如何，均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对涉讼工程结算的民事行为效力。
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双方经过招投标，于2003年10月23日签订《广惠高速公路服务区房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经过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施工，涉讼工程于2004年12月2日经验收合格，并已交付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使用。2005年12月8日，原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双方与监理公司共同签署《竣工结算书》，载明涉讼工程合同金额23198886元，施工图设计金额12579151元，工程变更金额16688138元，最终结算金额29267289元。2006年5月25日，双方签订《广惠高速公路服务区房建工程第一合同段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涉讼工程的钢材、水泥、商品混凝土价差调增金额共计761132元，在协议签订后30天内由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广东海力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涉讼工程进行审计，该公司2006年10月8日出具《工程结算费用审计调整清单》，列明原结算总价29267289元，结算费用调整减少2680562元。本案涉讼中，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广东德联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涉讼工程钢筋部分进行审计，该公司于2010年10月12日出具《造价审核报告》，结论为：若沙河服务区7.5T污水处理机房由污水处理池、泵房组成时，则由于计算错误导致竣工结算书中多计了2109824元；若沙河服务区7.5T污水处理机房由污水处理池、泵房、配电房三部分组成时，则由于计算错误导致竣工结算书中多计了2079620元；无法审核涉讼工程土建部分包括萝岗服务区停车棚、沙河服务区停车棚、沙埔服务区污水处理池风机房是否存在纯数学计算错误。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审计报告是否能够作为变更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工程款总额的依据。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首先，合同专用条款第76.1条约定：“与本工程项目相关的审计和稽查，承包人应高度重视并委派专人积极予以配合工作，对审计和稽查的有关意见承包人应无条件及时整改。”该条款约定的是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工程项目的审计和稽查，并不能得出双方的《竣工结算书》在审计后才生效的结论。其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2001]民一他字第2号，2001年4月2日）的规定，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所以，涉讼工程是否审计以及审计结果如何，均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对涉讼工程结算的民事行为效力，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工程结算费用审计调整清单》与《造价审核报告》，均不能变更双方在《竣工结算书》中所确定的工程价款金额。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76.1条约定，承包人应高度重视并委派专人积极予以配合工作，对审计的有关意见应无条件及时整改。所谓审计是对财务收支的核查，上述合同约定的审计意见并未明确表示为某阶段、某单位出具的审计意见。双方当事人进行结算确认的工程款数额，是工程款债权，结算完成即工程款债权确立。因此审计意见应当在工程款债权确立前提出，之后提出不能成为变更债权的依据。故上诉人认为其提出的结算书存在纯计算错误的审计意见应予采纳，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二、案件来源
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2010)萝法民三初字第73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450号。

三、基本案情
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双方经过招投标，于2003年10月23日签订《广惠高速公路服务区房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约定：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将广惠高速公路服务区房建工程第一合同段（以下简称“涉讼工程”）发包给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施工范围包括停车场、服务楼、办公楼、宿舍楼、修车房、公厕、配电房、泵房、市政道路、排水、绿化等；工程价款23198886元；监理工程师发出开工令之日起3个月内竣工，其中道路、停车场、厕所要求在2003年12月25日前完工，服务区办公楼在2003年12月15日前完成；合同专用条款数据表第22项对支付期限约定：监理工程师签发中期支付证书后7天内，以及监理工程师签发最后支付证书后42日天内；合同通用条款60.15约定：如果业主在上述期限内未能付款，则业主应按投标书附录中规定的利率向承包人支付全部未付款的利息，付息时间从应付而未付该款额之日算起；合同专用条款第76.1条约定：与本工程项目相关的审计和稽查，承包人应高度重视并委派专人积极予以配合工作，对审计和稽查的有关意见承包人应无条件及时整改；另外，合同中的投标书附录部分并未约定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计付标准，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确认双方并未约定逾期付款的利息计付标准。
经过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施工，涉讼工程于2004年12月2日经验收合格，并已交付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使用。2005年12月8日，原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双方与监理公司共同签署《竣工结算书》，载明涉讼工程合同金额23198886元，施工图设计金额12579151元，工程变更金额16688138元，最终结算金额29267289元。2006年5月25日，双方签订《广惠高速公路服务区房建工程第一合同段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涉讼工程的钢材、水泥、商品混凝土价差调增金额共计761132元，在协议签订后30天内由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2010年1月6日，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价款2486902.58元；2、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151255.22元（工程款1725770.58元的利息，按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从2004年12月3日起暂计至2009年12月31日为878988.38元，实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补差款761132元的利息，按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从2006年6月24日起暂计至2009年12月31日为272266.83元，实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一致确认如下事实：对于《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已向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26654108.32元，且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代为垫付材料款798005元、水电费89405.1元，以上三项款项合计27541518.42元；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未向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增加工程价款761132元；涉讼工程验收合格后，监理工程师未签发最后支付证书，且双方对已支付的工程价款均未签发相应支付证书。
另查，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广东海力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涉讼工程进行审计，该公司2006年10月8日出具《工程结算费用审计调整清单》，列明原结算总价29267289元，结算费用调整减少2680562元。本案涉讼中，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广东德联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涉讼工程钢筋部分进行审计，该公司于2010年10月12日出具《造价审核报告》，结论为：若沙河服务区7.5T污水处理机房由污水处理池、泵房组成时，则由于计算错误导致竣工结算书中多计了2109824元；若沙河服务区7.5T污水处理机房由污水处理池、泵房、配电房三部分组成时，则由于计算错误导致竣工结算书中多计了2079620元；无法审核涉讼工程土建部分包括萝岗服务区停车棚、沙河服务区停车棚、沙埔服务区污水处理池风机房是否存在纯数学计算错误。
还查明，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2006年以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支付拖欠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款248692.58元及预期付款违约金484942.61元（从2004年12月2日暂计至2006年10月31日，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至付清之日），以上两项合计2971845.19元；2、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承担仲裁费及在仲裁中发生的其他一切案件费用。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提出反请求：1、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违约金106万元；2、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202059.42元；3、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仲裁费及在仲裁中发生的其他一切案件费用。该委经审理，于2007年2月27日作出（2006）穗仲案字第1889号裁决书，裁决：1、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向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1717370.58元及材料补差款761132元；2、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向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分两部分计算：从2005年12月9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717370.58元为基数；从2006年6月24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761132元为基数，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对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仲裁反请求不予支持；4、仲裁请求的仲裁费36929元，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承担4929元，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承担32000元，该费已由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向仲裁委预交，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应径付给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反请求的仲裁费25820元，由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承担。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不服该裁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该院经审理，于2008年1月11日作出（2007）穗中法仲审字第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广州仲裁委员会（2006）穗仲案字第1889号裁决。
以上事实，有《广惠高速公路服务区房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资质证书、《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竣工结算书》、《广惠高速公路服务区房建工程第一合同段补充协议书》、《工程结算费用审计调整清单》、《造价审核报告》、（2006）穗仲案字第1889号裁决书、（2007）穗中法仲审字第80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四、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已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
双方当事人与监理公司于2005年12月8日共同签署的《竣工结算书》，并不存在无效情形，虽然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称该《竣工结算书》的支持附件存在纯数学计算错误等欺诈或重大误解的情形，但其并未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主张变更或撤销，故该《竣工结算书》合法有效，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应按《竣工结算书》中确定的工程价款金额29267289元向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关于已支付工程价款远远超过应付款总额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已支付《施工合同》对应工程价款以及垫付施工价款共计27541518.42元，故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尚欠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的工程价款为1725770.58元（29267289元－27541518.42元）；另外，《补充协议》中增加的工程价款761132元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尚未支付。所以，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应支付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两项工程价款合计2486902.58元（1725770.58元＋761132元）。
关于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所称涉讼工程必须先进行审计才能结算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合同专用条款第76.1条约定：“与本工程项目相关的审计和稽查，承包人应高度重视并委派专人积极予以配合工作，对审计和稽查的有关意见承包人应无条件及时整改。”该条款约定的是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工程项目的审计和稽查，并不能得出双方的《竣工结算书》在审计后才生效的结论。其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2001]民一他字第2号，2001年4月2日）的规定，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所以，涉讼工程是否审计以及审计结果如何，均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对涉讼工程结算的民事行为效力，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工程结算费用审计调整清单》与《造价审核报告》，均不能变更双方在《竣工结算书》中所确定的工程价款金额。综上，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涉讼工程必须先进行审计才能结算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施工合同》中欠付工程款的支付期限问题。《施工合同》第60.15条以及合同专用条款数据表第22项，均约定涉讼工程款尾款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应在收到最后支付证书42天内支付给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从双方当事人支付各期工程价款的实践来看，各期款项支付前均未签发相应支付证书，视为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合同关于工程价款支付条件的约定，即支付工程价款无需先签发支付证书，故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关于因未收到最后支付证书而尚未达到支付条件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竣工结算书》于2005年12月8日签署，结合《施工合同》的上述条款约定，《施工合同》中欠付工程价款1725770.58元，应由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竣工结算书》签署后42日内支付给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即支付期限为2006年1月19日之前。
欠付工程价款的付款时间应分为两段考虑：首先，如上所述，《施工合同》对应的欠付工程价款1725770.58元的支付期限为2006年1月19日之前；其次，双方2006年5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工程价款支付时间为协议签订后30天内，故《补充协议》中欠付工程价款761132元的付款时间为2006年6月24日之前。另外，《施工合同》未明确约定欠付工程价款的利息计付标准，双方亦未另行约定，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综上，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应支付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欠付工程价款1725770.58元的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06年1月20日起计至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应支付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欠付工程款761132元的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06年6月25日起计至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所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及利率标准与原审法院核准略有出入，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2001]民一他字第2号，2001年4月2日）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欠付工程价款共计2486902.58元；二、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欠付工程价款2486902.58元的利息（其中一部分利息以1725770.58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06年1月20日起计至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该部分利息总额不超过本金1725770.58元；另一部分利息以761132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06年6月25日起计至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该部分利息总额不超过本金761132元）；三、驳回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906元，由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承担3906元，由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承担32000元。
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已经确认《竣工结算书》中的工程款总额，因出现上诉人单方委托审计调减工程款总额的事因，发生支付工程款纠纷。因此，解决本案纠纷的关键在于审查审计报告是否能够作为变更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工程款总额的依据。
本案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76.1条约定，承包人应高度重视并委派专人积极予以配合工作，对审计的有关意见应无条件及时整改。所谓审计是对财务收支的核查，上述合同约定的审计意见并未明确表示为某阶段、某单位出具的审计意见。双方当事人进行结算确认的工程款数额，是工程款债权，结算完成即工程款债权确立。因此审计意见应当在工程款债权确立前提出，之后提出不能成为变更债权的依据。故上诉人认为其提出的结算书存在纯计算错误的审计意见应予采纳，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调减纯计算错误部分工程款，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
　2001民—他字第2号　　 2001年4月2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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