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海关合作与互助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愿意发展，尤其是通过在海关事务领域的合作发展两国间的睦邻关系；
　　力求通过两国海关当局间的合作，便利和加快两国间货物和人员的往来；
　　认识到违反海关法规行为有损于两国的经济、社会和财政利益；
　　确信两国海关当局间的合作，将使为防止和打击违反海关法规的行为所做的努力更为有效，
　　议定如下：

　　第一条　定义
　　本协定中所用专业术语释义如下：
　　一、“海关法规”系指由海关当局实施的关于货物和物品进出境和过境的一切法律和法规，而无论其是否涉及关税、国内税和其他费用或涉及禁止、限制或监控措施，包括对货币进出境的管理；
　　二、“违反海关法规”系指任何既遂和未遂的违犯海关法规的行为；
　　三、“海关当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在哈萨克斯坦方面系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海关委员会；
　　四、“人”系指自然人和法人。

　　第二条　协定的范围
　　一、双方海关当局将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并依照双方各自国内法规，在其权限和能力范围内进行合作并相互提供协助，以：
　　（一）便利和加速两国间货物和人员的往来；
　　（二）防止、调查和惩处违反海关法规的行为；
　　（三）保障对进出口货物准确计征关税、国内税和其他费用；
　　（四）交流海关业务工作经验和信息。
　　二、本协定不影响双方依据其他国际条约或协定所开展的合作，其中也包括在刑事案件方面提供司法协助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情报交换
　　一、双方海关当局应主动或经请求相互提供一切现有的下列有关情报：
　　（一）有助于保障正确计征进出口关税、国内税和其他费用的情报；
　　（二）已实施或正在策划中的与下列物品进出境有关的违反海关法规的行为的情报：
　　１、给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的货物或物质；
　　２、麻醉品和精神药物；
　　３、武器、弹药、炸药及爆炸器械；
　　４、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艺术和考古价值的物品；
　　５、双方海关当局相互交换的重点管理物品表中所列名的重要货物和物品。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在各自的职权和能力范围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相互提供所掌握的下列情报：
　　（一）在其正常活动中获得并有充分理由确信有严重违反海关法规行为将在对方境内发生的情报；
　　（二）有助于查处违法行为的情报；
　　（三）一方海关当局查获的涉及另一方国家的有关走私物品的来源及贩运路线的情报。

　　第四条　特别监视
　　经一方海关当局请求，另一方海关当局应在其权限和能力范围内，就下列各种情况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特别监视，并向请求方提出监视报告：
　　（一）有理由确信在请求方境内从事职业性或经常性地参与违反海关法规活动的具体人员的活动情况，特别是他们自被请求方进出境的情况；
　　（二）请求方所通报的将导致严重的非法进出境货物的情况；
　　（三）有理由确定在请求方境内被用于从事违法活动的具体车辆、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运输工具。

　　第五条　核查
　　经一方海关当局请求，另一方海关当局应向请求方海关当局通报下列情况：
　　（一）对向请求方提供的官方文件，如签发的报送单的确认；
　　（二）被运入请求方境内的货物是否从被请求方境内合法出口；
　　（三）从请求方出口的货物是否合法运入被请求方境内。

　　第六条　请求方式及内容
　　一、根据本协定提出的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随附执行所必需的材料；在紧急情况下，可接受口头形式的请求，但事后应及时用书面形式确认。
　　二、请求的内容包括：
　　（一）提出请求的海关当局；
　　（二）请求采取的措施；
　　（三）请求的事宜和理由；
　　（四）有关案件的实质及相关事实的概述；
　　（五）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条文；
　　（六）对请求事宜所涉自然人和法人的尽可能准确而详实的情况介绍。
　　三、请求应使用被请求方的官方语言或英语或其他被请求方可接受的语言。
　　四、如有必要，被请求方海关当局可要求对上述请求进行更正或补充。

　　第七条　请求的执行
　　一、任何依照请求所提供的协助都不应违背被请求方国内的现行法律规定。
　　二、经一方海关当局请求，另一方海关当局应在其职权范围内就与请求方境内正在调查的某一违反海关法规行为有关的事宜进行核实和询问。
　　三、提供证明材料或其他文件应被视为执行请求的一种方式。只有在经确认的副本法律效力不足时，方可请求提供原始文件，并应尽快予以返还。
　　四、被请求方海关当局应根据其国内法律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执行请求。
　　五、如被请求方海关当局非系执行一项请求的合适部门，则该海关当局应将此请求转达给合适的部门，并将此情况及上述请求的执行结果通报请求方海关当局。但是，是否执行上述请求应由被请求方合适的部门自行酌定。
　　六、如被请求方海关当局拒绝执行一项请求，应以书面形式通知请求方海关当局并说明理由。同时，被请求方海关当局应向对方提供一切现有的对于进一步处理请求所涉事宜有用的情况。

　　第八条　情报和证明材料的使用
　　一、根据本协定所获得的情报、文件和其他材料应仅在本协定第三条所规定的范围内使用，并受提供方所规定的条件的约束。
　　二、除提供上述情报、文件和其他材料的海关当局书面同意并受该当局所规定的条件约束外，上述情报、文件及其他材料不应被用于其他目的，包括在司法或行政程序中被作为证据使用。

　　第九条　保密
　　根据本协定所获得的任何情报、文件或其他材料，其机密性应受到在接收方境内取得同类情报、文件或其他材料所应受到的相同程度的保护。

　　第十条　协助义务的免除
　　一、如一方海关当局认为，对方提出的请求侵犯该国主权，危及该国安全和其他利益，或损害任何公私企业的合法商业利益，或将妨碍被请求方境内正在进行的某一程序，则该海关当局可以拒绝提供此项协助，或在满足一定条件或要求的情况下给予协助。
　　二、如一方海关当局所请求的协助系其自身在被请求时所不能提供的，则该方海关当局应在其请求中声明，是否执行此项请求应由被请求方海关当局自行酌定。

　　第十一条　打击麻醉品和精神药品的非法贩运
　　一、双方海关当局为防止、调查和惩处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品，应主动在最短时间内通报有关下列情报：
　　（一）已知或涉嫌参与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品的人；
　　（二）核查出被用于非法载运麻醉品和精神药品的车辆、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运输工具、集装箱和邮件。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主动相互交流所掌握的有关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品犯罪动态以及打击走私的成功经验。
　　三、如双方商定采取控制下交付，以查缉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品的人，双方海关当局应依照各自国内的法规，在其权限和能力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就此方面行动的实施进行合作。
　　四、双方海关当局可将本条款的执行范围扩展到用于制造麻醉品和精神药品的物质。

　　第十二条　简化海关手续
　　一、双方海关当局应相互协助，采取有效措施，简化海关手续，以便利和加快人员和货物的往来，包括货物的过境。
　　过往两国共同边境的货物及运输工具应由双方共同议定的验放口岸出入境。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在兼顾现行的国际运输法规的同时，努力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确立工作制度，核定口岸的验放能力。
　　三、双方海关当局应就相互承认海关监管保障措施和海关单证的进行咨询和协商。

　　第十三条　经验交流
　　一、为达到相互了解，双方海关当局应在以下领域进行相互交流：
　　（一）海关法规；
　　（二）对货物、人员及邮递品的监管办法；
　　（三）用于海关监管查验的技术设备；
　　（四）关于走私活动、走私方式、藏匿方式、新的违规手段、查缉方法及其成效；
　　（五）同各国海关、海关合作理事会和其他国际海关组织合作的经验；
　　（六）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加强下列海关事务方面的合作，包括：
　　（一）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事项，特别是为了解海关监管查验技术设备，计算机技术和其它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而进行的官员和专家的交流；
　　（二）海关人员的专业培训；
　　（三）海关业务信息和科技应用方面的信息交流；

　　第十四条　费用
　　除根据本协定执行请求而支付给证人、专家、译员等非海关雇员的费用外，双方海关当局应放弃就执行本协定所产生一切费用获得补偿的要求。
　　就执行本协定第十三条所产生费用的补偿问题由双方海关当局另行商定。

　　第十五条　协定的执行
　　一、双方海关当局应确立其中央一级海关部门间的直接联络方式，并在双方海关当局另行商定后授权各自地方海关建立联络关系。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本着友好合作的愿望，对实施和解释本协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相互咨询和协商。

　　第十六条　协定的适用领域
　　本协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境。

　　第十七条　协定的生效和终止
　　本协定自双方各自完成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手续并相互通知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本协定有效期为五年，期满前六个月，如任何一方未以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第十八条　协定的修改和补充
　　本协定通过双方协商可进行修改和补充。
　　本协定于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在阿拉木图签订。一式二份，每份均用中文、俄文和哈萨克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如对文本的解释出现分歧，以俄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法美学散论
-----------------------------------------------------------------
http://www.lawcn.com
　
　　舒国滢 　

　　（一） 　

　　或许是由于工业化和商品化时代滥用理性和“计算”规则的缘故，我们现在已愈来愈丧失了黑格尔所称谓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审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灵激荡，“无利害感”的游戏冲动，诗歌语言引动的惊异与纯喜，无限想象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风格”、“趣味”的体验与追求，以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绘的“酒神状态的迷狂”[1]，似乎也渐渐远离了我们感性直观的视野。以至于，当我们从艺术和美学的观点来审视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谓“法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着那些把法学作为纯规范科学的专家们的指摘，“法美学”的理论旨趣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是“不伦不类的妄议”而遭受讥讽，被排拒于法学神圣庄严的殿堂的大门之外。人们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法律怎么能够成为美学或艺术的“视之对象”呢？ 　　 　

　　所以，当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学》（1932年德文版）一书中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法美学（Aesthetik des Rechts）之时，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艺术（美）的世界”之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拉德布鲁赫指出，随着文化领域的特定化，法与艺术逐渐趋于分化，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构体（Kulturgebilde）中属于最为僵化的一种，而艺术则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式，两者处在自然的敌视状态。那些富于才情的浪漫诗人甚至咒骂法律，把它们看作是“每时每刻折磨人的心灵、令人恐惧的东西”[2]。我们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发现：正是由于法律和艺术（美）分属不同的精神领域的缘故[3]，那些早年抱持“寻找一份体面的职业”投考法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子们（如歌德、席勒、马克思、雅斯贝尔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灵的折磨”，后来又纷纷放弃从事法律职业。 　　 　

　　不可否认，法学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综合体现。自然，法学也可能会渗透研究者个人的感性的观察和领悟，但它绝不是个人感情的任意宣泄。就其本性而言，法学是与一切展现浪漫趣味和别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法律活动愈来愈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学与法律的语言经过法律专家们的提炼、加工，已经演变成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语言”一套的复杂的行业语言。在谈到其特点时，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Lehrabsicht）。”[4] 　　 　

　　我们还可以说，法律的语言具有精确的意义和所指，但由于它们是需要专家操作或“表演”的语言，是一种由高度发展的文字伪饰过的语言，它们也就不那么贴近人们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总是与普通人的感性直观保持着一种“距离的间隔”，有时甚至会抑制人们通过审美的自由追寻“终极愉悦”（极乐）的那种渴望和冲动。这样，至少就近现代的所谓“法学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们表面上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这亦无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性质和价值。 　

　　（二） 　

　　历史悠远的距离所造成的朦胧感，可能会唤醒我们现代人心灵中一丝尚存的审美意识，促使我们去探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亦法亦歌”的规则，研究那种与人类的感性正义观念浑然一体的生动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会对那些与我们的性情和认知完全隔膜的现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动产生审美的兴趣。 　

　　感谢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能力感”的时代，写下《新科学》（scienza nuova）一书，把我们的心性带到古代如梦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感受到先民那种不同于技术理性和数学方法之“诗性智慧”及其创造物的魅力。“诗性的经济”、“诗性的伦理”、“诗性的政治”、“诗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语言背后的意义空间所展示的图景，至今仍然在我们受技术宰制的心灵里产生震颤。 　

　　维科以其独特的语辞分析和生动的笔调描绘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关于古罗马“法”（ius）一词的诗性推论，透现着对法律的一种审美情感。维科指出：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5] 　

　　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已经隐约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图把“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美”视为一种居于较高层次的“美”[6]；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是比创作一部悲剧还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剧）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立法者（如斯巴达的莱库古和雅典的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7] 　

　　晚出于维科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格林童话》的著作者之一）、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于1816年发表长篇论文《论法之诗》（Von der Poesie im Recht），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他在文章的开篇即表达了与维科相同的观点： 　

　　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的确，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8] 　

　　也许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开创的研究传统的影响，“法与诗歌”、“法与戏剧”、“法与绘画”、“法与美”等等论题，亦间或地进入德国晚近的法学家们的理论视野。总体上讲，德国人对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问题，已经作了尽可能广泛的讨论。这里，仅列举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历史法学派的后期领衔人物奥托·冯·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首创人约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学舞台前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齐特尔曼（Zitelmann）著《作为艺术的法学》（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话》（Der Witz im Recht，1938）； 　

　　 G·缪勒（Georg Mueller）著《我们民族诗歌中的法与国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象》（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汉斯·费尔（Hans Fehr）著《绘画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诗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剧》（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为科学的美学和法学》（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