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过错推定
——《民法通则》126条之理解

作者：周倍良


摘要：过错推定理论的产生以及相关评述。转而研究我国《民法通则》中过错推定的适用。最后分析过错推定适用的构成要件以及证明责任上的应用。
关键词：过错推定、归责原则、证明责任
过错推定又谓过失推定，是指在损害事实发生后，基于某种客观事实或条件而推定行为人具有过失，从而减轻或者免除受害人对过失的证明责任，并由被推定者负担证明自己没有过失的规则。正如学者所言，从本源上来说，“推定”是诉讼法上的证据法则，而非固有的实体法原理。
一般认为，过错推定理论是由17世纪法国的让•多马创立的。但在19世纪上半期及以前的资本主义时代，过错推定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侵权法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是过错责任。因为在资本主义急骤上升的这一段时期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极盛，贯穿在过错责任原则中的主导思想是限制加害人的责任以鼓励人们的进取心，显然“保护被害人，限制加害人”的过错推定及其强行规责主义同这一时期法律秩序的主导思想格格不入。但从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经济活动剧增，工业灾难等意外事故频繁发生，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过错推定原则才逐渐转为兴奋状态。随着企业责任的普遍发生和许多侵权行为的发生，欧洲学者们又提出了“利益说”、“支配说”、“危险说”、“严格责任”等原则，进一步加重加害人的责任而保护受害人利益，从而确立起无过错责任原则。
从过错推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适用过错推定是现代工业社会各种事故与意外事故日俱增的情势下法律所采取的对策。因为，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业事故和意外事故频繁发生，单纯的过错原则已经不能适用社会的发展，要求受害人对一切加害人的过错进行“过错上”的举证，往往很难。例如在法国大革命胜利后制定的民法典中将过错责任作为侵权行为法的唯一原则，但当社会化大生产出现后，许多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于是，过错推定原则出现了。就本人的理解来看，过错推定是工业革命时代，当受害人特别是大量平民遭受侵害的事故频繁出现后，对于法律救助上缺陷——而在程序法上产生的一项补救措施。它的合理性在于它是根据一般合理人的生活经验而推导出来的一个程序规则。如“一桶面粉从商店窗户里面飞出来，里面的人不可能没有过失……”(1)如果要说它与过错责任的不同，或者说是它比过错责任的进步在于那里的话，我的回答是举证责任方面，别无他径，仅此而已。过错推定就把证据法上的规则——举证责任的倒置——引入民事责任领域，让加害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达到保护受害人的目的。它与过错责任的“限制加害人的责任，保障其行为自由”思想是有区别的，但区别也仅在于证明责任。
鉴于在过错推定之后，无过错责任的崛起，我们的观点是过错推定是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之间的一个过渡，是侵权法归责原则上的一个小小插曲。它不是独立的归责原则，它是过错责任原则的一个衍生品。正如英美学者批评的那样，“尽管过错并不是一种完好的解释，然而人人都求助于过错的字眼。法国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仍然保留着这种过错理论的含糊性”。(2)但是不容否认，过错推定在侵权法历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它为社会带来了公平，给更多的人们带来了幸福。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给我们带来了文明，促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3)
一、在《民法通则》中的适用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三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侵权法归责原则体系是过错责任原则（第二款）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款）的二元主义。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还应根据第一百三十二条而加上公平原则。这种观点没有正确理解立法精神和我国的法制实际，公平原则为《民法通则》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第四条作出了明确规定。一百三十二条公只不过是贯彻其精神的体现而已。并且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国家在制定法律时，经常会将一些政策性原则加之于法律，一百三十二条是为例子。总之，公平原则貌似公平，实为平均主义，根本不能和前两项原则并列而成为一项归责原则。
具体到我国《民法通则》中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分为117条至120条四种一般侵权民事责任即过错责任原则；121条至127条七种特殊侵权责任。分别为他人、物致人损害责任和危险责任。在这里，我们想特别对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条进行分析。现在学者普遍认为一百二十六条建筑物等致人损害为过错推定，并且为《民法通则》中唯一的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法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倒塌、 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损害事故发生后，法律直接规定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主观上有过错，并责令其承担民事责任。相比于过错责任，受害人要证明加害人存在过错的规定而言，法律在此将证明责任倒置，该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只有证明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才能免责。若其不能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则将承担败诉的风险。而受害人则无需承担艰难的举证责任，从而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从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我们可以看到加害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能免责，这说明一百二十六条是属于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即没有过错便不负责，否则便有责任。
对于一百二十五条，有的学者认为其也采取推定过错的方式，受害人无须证明施工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只须证明施工人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并造成损害即可。当然，这里的推定过错具有其特殊性，施工人不能以证明其主观上没有过错而主张免责，而只能以其设置了明显标志或采取了安全措施作为抗辩事由。(4)对此，笔者不予赞同。法条规定，在公共场所、 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 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关于这一条规定，笔者认为应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我们的理由是：其一，民法通则第125条应为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所指的“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特殊情形之一；其二，与民法通则第126条之规定不同，第125条并未规定“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质言之，加害人不得主张自己没有过错而免责，因而不属于过错推定。基于这些认识，我们认为，受害人无需对加害人之过错进行举证和证明，加害人也不得以自己没有过错而请求免责。认为其应属于过错推定的观点的错误在于把施工人是否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与是否有过错完全等同。我们认为两者是应该区别开来的。申言之，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并不等同于过错。
二、构成要件
正如前面所说过错推定相对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虽然具有其特殊性，但仍属适用过错原则的范畴，那么其构成要件仍然是四个：其一是加害行为，即加害人是该建筑物所有人或有管理义务即规定由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承担建筑物致损的民事责任。并且该建筑物或其他设施发生倒塌、脱落、坠落的事实，二者须同时具备方构成侵权，其二加害人的过错，建筑物等倒塌或发生其他意外情况致人损害，加害人通常具有未尽管理人应尽到的注意义务等过失，而这些过错由法律推定为加害人存在过错，其三损害后果，其四侵权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根据《民法通则》第126条之规定还有一个“但书”，即“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换言之即便是具备了加害行为、损害后果以及侵权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要加害人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能免除责任。故在建筑物等致人损害事故中，仅仅具备上述四个要件时，还不能认定其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责任，只有在其不能证明损害事故的发生不是由其过错所造成的时，才能根据法律规定推定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
三、证明责任的分配
建筑物等致人损害案件在诉讼上的不同就在于法律对加害人和受害人证明责任分配作出了与一般侵权诉讼不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四项明文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勤务员、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我们都知道，在证明责任中，谁承担主张的举证责任的话，谁就将承担举证不能时败诉的风险。我国法律通过明文规定的方式将原本属于受害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转移给加害人，而要求其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这一规定即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证明责任倒置。我们可以看到法律通过这一规定，实质上将主要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了加害人，其目的在于扩大对受害人的保护范围，而实现社会的正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建筑物等致人损害事故中加害人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就无须承担任何证明责任了。就整个建筑物等致人损害案件来看，举证责任并没有完全倒置，倒置的仅仅是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证明其“自己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除此之外的其他事实要件仍应由受害人举证和证明，而这些举证责任是不能倒置。
我们认为建筑物等致人损害案件中受害人承担如下证明责任：
（一） 被告是适格的责任当事人，即被告是被控造成损害的建筑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
（二） 存在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勤务员、坠落之事实；
（三） 原告受有损害的事实，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之事实依据，这是诉讼请求得以支持之依据和标准。
（四） 建筑物或者其搁置物、悬挂物倒塌、脱落、坠落事件与原告所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在建筑物等致人损害案件中，受害人和加害人证明责任的分配可以表述为：受害人只须承担上述四项条件的举证责任，而加害人则承担其“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若受害人不能证明以上事实，同样也不能宣告加害人责任的成立。故在建筑物等致人损害案件中要根据归责原则，要求双方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分别承担证明责任，否则就要承担因举证不能而导致败诉或不利的诉讼结果。当然，在这类案件中，受害人一方的证明责任一般因为比较简单而容易得到证明，而加害人的“没有过失”的证明则往往难以证明。
四、过错推定的限制
我们都清楚，过失推定原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业事故和意外伤害频繁发生，过错责任失效的情况下，法院出于保护受害人，加重加害人责任这样一个目的而创制出来的。任何法律的创制和适用都离不开与其像适应的具体的环境，在这里，我们同样坚持这样一个道理。过错推定对于处于弱势、需要救助的受害人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草。但正所谓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过错推定原则的过分使用，无疑会不当地打击人们追求财富的积极性，而不利于社会经济财富的创造，甚至是造成社会的不公正。(5)对此，笔者的意见是效仿英国司法机关的做法，将适用过错推定的条件作出明确规定。(6)具体到我国目前司法实际情况，我们赞成通过法律明文规定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具体情形（如126条）。而不宜将这一权利交由法官自由裁量。至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作出新的修改时，可以通过将制定的《民法典》或者司法解释作出相应的规定。


(1).Byrne v Boadle 2 H&C.722,159Eng.Rep.229(Ex.1863)（SATL，335）
(2).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外国民法论文选》，第299页。
(3).此处的文明、进步专指对普通民众利益的关注和倾斜。
(4).张东梅主编：《民法通则新释与例解》，同心出版社，2001年版，671页。
(5).《是过失推定还是株连》，中国民商法律网 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3115

(6).根据英国判例法，事实自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 按照事务常规，若无过失存在，原告人所受的损害便不会发生；2 业经证实的事实必须指向被告人的过失；3 在运用事实自证之前，法院根据已有事实尚不能决定过失问题。


关于如何探求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思考

钟建林


一、案情简介
原告A公司。
被告B公司。
被告李四。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8年9月4日，B公司曾向案外人建设单位C公司出具一份《法人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我公司法人代表人张三同志，现授权委托李四同志作为公司全权代表B公司前来与贵公司洽谈并签订XX工程三期（三标段）道路交通设施工程项目（下称三标段项目），及与之相关事务。” 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三在“授权人”处签名，并加盖B公司印章。李四在“代理人”处签名。
　　此前的2008年8月份，B公司（乙方）与C公司（甲方）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B公司承包C公司三标段项目施工；承包范围包括新建道路标线、标识、标牌、禁令组合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期20天，自2008年8月15日开工，于2008年9月4日竣工；B公司指派李四为乙方驻工地代表，按设计图纸和甲方的要求组织施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按合同工期完成施工任务，组织解决由乙方负责的各项事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加盖有B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由李四签名。
　　2008年8月20日，李四以B公司（甲方）的名义与A公司（乙方）签订一份《标线施工合同》。主要内容有：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承包甲方涂划普通热熔标线施工的工程事宜，达成如下条款：……标线施工的单价为每平方米30（注：合同上打印体的“30”被一根手写体斜线划去并改为手写体的“28”，但此处无合同当事人盖章或签名）元计算给乙方，乙方包括材料、机械设备及人工工资、生活费用等，乙方不包税费；付款方式：乙方首先进入甲方施工现场工地，材料设备人员进场经甲方认可，甲方向乙方首付30％工程预付款，工程完成50％，甲方向乙方再支付30％，工程全部完工验收（注：此处“验收”二字系手写体添加字样，但添加处加盖有A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甲方在一个星期内向乙方全部付清所剩余款；工程期限：2008年8月20日到2008年9月1号止，如天气或甲方原因，工期顺延；工程施工方法及质量要求：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和甲方提供的图纸，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1999）要求进行施工，所有标线其技术要求，应符合JT/T280－2004《路面标线涂料》GN48的技术要求；……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按实际工程量支付工程款，如甲方不按合同约定，乙方有权停工，或要求甲方负责一切费用。本合同只限此道路三期项目，如有异议，双方友好解决。本合同一式两份，签字盖章生效。合同落款甲方由李四签名，乙方由A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王五签名。
《标线施工合同》签订后，A公司即组织人员、机械设备、材料进场三标段项目，负责其中热熔标线工程的施工。热熔标线工程于2008年9月1日全部完工，三标段项目亦全部于2008年9月4日如期完工。
　　2008年10月14日，建设单位C公司等派出验收人员对三标段项目的施工进行验收。验收后的《竣工验收证书》载明：“工程名称：三标段项目；开工日期2008年8月16日，施工单位：B公司；竣工日期2008年9月4日；验收范围及数量：1、三标段项目；2、指路标志11套、分道标志11套、禁左标志1套、让行标志1套、禁左让行标志1套、机非分道标志7套、人行横道标志30套、允许调头标志6套、注意行人标志2套、热熔标线7062平方米。对工程的质量评价：本工程符合国家GB5768－1999标准，标志符合JT/T279-1995《公路交通标志板技术条件》标准，标线符合国家GB/T1631-1966质量检测标准，经验收组现场实测实量，资料齐全，本工程达到优良标准。”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施管理单位等参加验收单位派出的验收组成员分别在该《竣工验收证书》上签署“同意验收”的意见，其中建设单位意见栏内还加盖了C公司的公章，施工单位派出参加验收并在《竣工验收证书》的“施工单位意见栏”内签署“同意验收”意见的验收人员为“李四”。此后，三标段项目范围内的道路交通设施包括热熔标线等全部投入使用，且正常使用至今。
　　热熔标线施工期间，B公司和李四先后给付A公司工程进度款共计119 000元。热熔标线工程完工并经上文所述的验收合格后，B公司以A公司不配合工程结算，不提供施工资料，无法确认工程余款为由，没有将按每平方米30元、实际工程量7062平方米计算的工程款总额211 860元扣除已付进度款119 000元后的工程款余额92 860元给付A公司。双方就此协商不成，酿成纠纷，形成诉讼。
B公司法庭陈述称，B公司之所以全权委托李四与C公司洽谈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因为三标段项目是李四联系的业务，而李四本人没有承包资质，故需借用B公司的营业执照用以洽谈项目并签订施工合同，但B公司时刻监督着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原告A公司诉称：2008年8月20日，李四代表B公司与我公司签订了《标线施工合同》，约定B公司将其承包的三标段项目中的道路标线施工工程分包给我公司；标线施工按每平方米30元计价，并约定了付款期限。工程已于2008年10月14日通过建设单位验收合格并被评为优良工程，但B公司仅支付了工程款119 000元，尚欠工程款92 860元未付，且经我公司多次催讨仍未支付。为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B公司给付工程款92 860元并偿付逾期付款利息（从2008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止）。
　　被告B公司辩称：《标线施工合同》本身不是完整的合同，因为合同上没有我公司盖章，亦非经我公司授权所签。热熔标线工程完工后，原、被告双方没有对工程款进行结算，未达到付款条件，故A公司关于给付工程款92 860元的要求不能成立。基于此，A公司也无权要求给付逾期付款利息。我公司要求双方对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核算，确认具体的工程款后再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
被告李四未作答辩。

二、一审裁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李四因其个人没有工程承包资质，借用B公司的营业执照、合同专用章等，以B公司全权代理人的身份与C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C公司承包三标段项目的施工，随后以B公司的名义与A公司签订《标线施工合同》，将三标段项目中的涂划普通热熔标线项目以每平方米30元的单价承包给A公司施工。《标线施工合同》签订后，A公司组织材料、人员和机械设备进场负责三标段项目中热熔标线项目的施工，并如期完工。施工期间，B公司和李四支付了工程进度款119 000元。根据以上事实，可知A公司和李四之间就三标段项目中热熔标线施工项目的承揽合同关系成立且已得到履行：A公司履行了如期完工的承揽施工义务，其所施工的热熔标线项目经建设单位等组织验收，确认符合有关质量和技术标准，被评定为优良工程；李四则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结合《标线施工合同》中“标线施工的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按实际工程量支付工程款”的约定、以及《竣工验收证书》中确认热熔标线的实际工程量为7062平方米，进一步可知李四应付A公司工程款总额为211 860元，扣除已付的119 000元，尚欠工程余款92 860元未付。由于《标线施工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工程全部完工验收，甲方在一个星期内向乙方全部付清所剩余款”，本案所涉热熔标线工程已于2008年10月14日经建设单位等组织验收合格，随后被投入使用且正常使用至今，而李四没有在2008年10月14日之后的一个星期内付清剩余工程款92 860元，故李四对A公司而言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A公司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92 86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应予支持。
　　鉴于包括热熔标线工程在内的三标段项目系李四借用B公司的资质、使用B公司的营业执照从C公司承包而来，B公司和李四之间存在借用企业资质的挂靠关系，故B公司应当对李四将热熔标线工程发包给A公司而产生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A公司关于B公司应对李四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法院予以支持。
　　B公司关于《标线施工合同》没有B公司盖章，亦非B公司授权李四所签，故B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辩称意见，与法院业已查明的B公司与李四之间存在借用企业资质的挂靠关系，进而B公司应当对李四的相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形相悖，故法院不予采纳。B公司关于热熔标线工程完工后没有进行结算，尚不具备剩余工程款支付条件，具体付款应在双方结算后进行的辩称意见，因《标线施工合同》中并未约定结算是付款的前提条件，而只是约定在工程完工验收后一个星期内付清剩余工程款，故该辩称意见没有合同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的规定，判决：一、李四支付A公司工程款92 860元，并偿付逾期利息；二、B公司对李四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二审裁判
　　一审宣判后，李四不服，上诉称：1、原判决认定标线施工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证据不足，应当以合同约定的每平方米28元。2、《竣工验收证书》无效，该证书无李四签名，B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已被C公司撤销，不应以此作为结算依据。请求撤销原判，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A公司答辩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B公司述称：李四系借用B公司的资质，且验收时B公司并未参与，故B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另合同单价应按每平方米28元计算。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1、合同约定标线施工单价为多少？2、《竣工验收证书》能否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关于标线施工单价的问题。从A公司提交的《标线施工合同》来看，虽然在打印件上表明标线施工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且在修改为每平方米28元后未加盖A公司的印章，但该合同系A公司提交，且双方均在合同上签名，因此，原判以修改的单价未加盖A公司公章为由而不予采信不当，应认定双方就标线施工单价为每平方米28元达成了合意。上诉人李四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关于《竣工验收证书》能否作为双方结算依据的问题。建设单位C公司已经就B公司承包的三标段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该证书载明热熔标线为7062平方米，而A公司从B公司承包的工程即为涂划普通热熔标线施工，因此，原判按照建设单位验收的热熔标线面积确定工程量并无不当。上诉人李四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
　　综上，A公司的工程款总额为197736元（7062×28），扣除已付的119000元，尚余7873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终审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三、李四支付A公司工程款78736元并偿付逾期利息。

四、窃以为，二审改判值得商榷！
　　从上文所述案情及一审、二审情况可知，二审之所以改判一审，是因为认为一审认定《标线施工合同》的工程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不当，而应当认定为每平方米28元。这里涉及到在一个具体的合同纠纷中，裁判者应该如何准确探明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很值得探讨。
　　一般来说，一份合同签订了，如果发生纠纷，往往是因为一方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构成违约，守约一方则要求违约一方继续履行合同或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协商不成即可能形成诉讼。在这样的诉讼中，关于一方是否违约，双方往往存在争议。争议的原因又极有可能缘于双方对合同约定内容本身的理解不同。本案即属于这种情况。
　　本案中，双方对于《标线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单价存在争议。A公司认为单价是每平方米30元，李四则认为是每平方米28元。到底应当认定为30元还是28元？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到底是什么。
　　来看看合同约定的原文：“标线施工的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此约定内容是打印的文本。这里必需注意一个细节，即合同上打印体的“30”被一根手写体斜线划去并改为手写体的“28”，但此处无合同当事人盖章或签名。面对如此约定，我们不难回溯性地知道，双方原本协商一致确定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并且形成了打印的合同文本；此后可能是李四一方要求减少两元为28元，并在打印文本上进行了手写体的修改，这样的修改要求对李四一方有利而对A公司一方不利；A公司对此并未盖章认可。如此一来，毫无疑问应当认定双方并未就单价由30元改为28元达成一致意见。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需注意到，《标线施工合同》文本中关于余款的付款条件，打印体内容约定为“工程全部完工验收，甲方在一个星期内向乙方全部付清所剩余款。”这里的“验收”二字系手写体添加字样，明显对李四一方有利而对A公司一方不利，但A公司在添加处加盖了A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上下结合起来比较分析，就更不难发现双方在协商签订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这么一个过程：首先双方就合同内容先行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甚至形成了打印的合同文本；随后李四一方对打印文本再次提出修改意见，要求在单价和余款付款条件这两个问题上进行手写体修改；A公司只同意李四关于修改余款付款条件的意见，因而对手写体的修改内容予以盖章确认；但不同意李四关于修改工程款单价为28元的意见，因而未予盖章确认。自此，更可以确定双方关于工程款单价的合意仍然应当以打印体内容为准，即应确定为每平方米30元。
　　退一步说，从李四的履行付款情况来看，如果结算过程能表明是按单价每平方米28元进行结算的，那么李四关于单价约定为每平方米28元的主张似乎还是可以成立的，但本案中李四并没有就此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证据法规定了付款义务人对付款情况是要承担举证责任的。
　　再从A公司的角度来看，该公司对合同内容的变更是很慎重的。同一份合同文本中，该公司对有的打印体改为手写体予以认可，表现形式即为盖章确认；而对有的修改则不予认可，表现形式则为不予盖章。《标线施工合同》系双务合同，以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和达成一致为基本要件。从A公司对工程款单价由打印体的30元改为手写体的28元未予盖章认可，而双方最后在打印文本上盖章签字订立合同的情况来看，双方关于工程款单价的约定毫无疑问以确定为每平方米30元为宜。
　　最后从A公司和李四签订的《标线施工合同》本身来看，该合同并非格式合同，而是双方就分包三标段项目中热熔标线工程经充分磋商后达成的书面合同，故不存在手写体与打印体内容不一致时，应认定手写体效力高于打印体的问题。手写体效力高于打印体，只存在保险合同等格式合同中，目的在于衡平提供格式合同一方与接受格式合同一方的利益关系，有利于保护接受格式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根本不存在应否依格式合同规则衡平双方利益和对李四进行权益保护的问题。
　　二审认为《标线施工合同》系A公司提交，因而推定A公司认可手写体的工程单价每平方米28元。如此推定，看似有理，但明显与双方签订合同时，A公司在关键问题上对李四提出的修改要求如何表态，是否认可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脱离以上实际情况的事实推定，难免给人以过于武断之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审对一审的改判值得商榷。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