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债权出资，顾名思义，是指投资人以其对目标公司或第三人的债权依法转为对目标公司的出资或予以抵缴出资额的一种出资方式。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第27条第1款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该款采用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技术，对出资方式显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债权作为一种“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其作为出资方式并不为我国《公司法》所禁止，亦不属于《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2005年12月2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22 号，以下简称“《注册资本登记规定》”）第8条第3款规定的不得作价出资的财产范围。对于债权出资问题，我国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存有合法和非法两种观点之争，持否定意见的人士认为：一方面，债权是一种请求权，由于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请求给付可能不完全履行、瑕疵履行甚至不履行，债权的最终实现具有重大不确定性，从而造成出资不能，引发出资不实等纠纷；另一方面，债权出资更容易出现虚假出资，“恶意串通”、“债权的双重或多重转让”的“合谋”或“不诚信”出资以及虚构债务抽逃出资等情形，从而损害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于上述否定之理由，笔者深为认同，但同时也认为，上述问题的存在不足以否定债权出资的合理性，而仅应作为在债权投资立法设计时的考量因素；从国外立法例来看，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均明确允许债权出资，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债权出资问题总体而言虽然态度谨慎，但亦呈逐渐放松限制的趋势，反映了各国对于债权出资在促进公司发展、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效率和价值方面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在民事立法上对该出资方式亦已经或开始予以法律上的肯定和承认。因此，为积极营造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服务和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帮助解决民间投资市场主体融资难题，也非常有必要对我国的债权出资方式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本文在简单梳理我国关于债权出资的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债权出资的立法设计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供立法者参考。

一、对我国现行的债权出资的法律规范的梳理

1、关于债权出资的我国现行主要法律规范

我国现行的债权出资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新《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年修订，以下简称“《登记条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和规范国有企业债权转股权工作意见的通知》（2004年12月30日，国办发[2004]94号，以下简称“《债转股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1年1月27日，法释〔2011〕3号，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12月3日 法释〔2003〕1号，以下简称“《企业改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中央级财政资金转为部分中央企业国家资本金有关纠纷案件的通知》（2012年12月11日，法[2012]295号，以下简称“《财政资金转国家资本金司法解释》”）、《注册资本登记规定》、《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2011年11月2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57号令，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意见》（2012年6月4日，工商个字〔2012〕107号，以下简称“《意见》”）、《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1999年7月30日，以下简称“《债转股意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级财政资金转为部分中央企业国家资本金有关工作的通知》（2012年7月18日，国资发法规[2012]103号，以下简称《财政资金转国家资本金通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2012年5月23日，国资发产权〔2012〕80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06年5月6日，证监会令第30号，以下简称“《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2、债权出资的概括性规定

新《公司法》第27条第1款，《登记条例》第20条第2款第（五）项、第21条第2款第（五）项，《公司法解释三》第16条，《注册资本登记规定》第8条、第12条、第13条第（五）项、第19条第（五）项、第20条和第23条等条文，可视为法律规范层面上对于债权出资的概括性规定。由于债权出资（1）可以用货币估价；（2）可以依法转让；（3）法律、行政法规未作出不得出资的禁止性规定，依上述该等条文的规定，应该说，债权出资效力得到了法律上的概括确认。当然，为避免债权出资给公司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债权出资依法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如当事人协商一致、评估、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等。
此外，对于债权出资问题，我国总体上也是予以鼓励和支持的。《意见》第1条第（三）项规定，“拓宽非货币出资方式，鼓励投资者依法以股权、债权、知识产权等非货币形式评估作价出资，支持以不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自有技术作为公司股东的首次出资”；第3条第（三）项规定，“支持公司以正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债权，以及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债权、破产重整期间列入经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债权等转为公司股权，减轻债务负担，提高盈利能力，优化行业布局和资产结构，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市场主体的融资渠道，增强发展动力。”《指导意见》第6条亦规定，“民间投资主体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方式出资”；第7条进一步规定，“民间投资主体可以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融资租赁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
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债权出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亦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企业改制司法解释》第14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愿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应当确认债权转股权协议有效”，第2款规定，“政策性债权转股权，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处理。”依文义解释，该条规定不仅将“债转股”视为国务院为解决国有企业、银行债务而采取的一项特别措施,而且进一步扩大到商事领域的出资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仅适用于改制企业。

二、债权出资的类型及规则探析

对现行关于债权出资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债权出资包括债权人以其享有的对目标公司的债权对目标公司进行出资和债权人以其享有的对第三人的债权对目标公司进行出资两种类型。对于债权人以其享有的对目标公司的债权对目标公司进行出资，即通常所说的“债转股”，由于目标公司成立后方能与债权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故只能适用于增资的情形；而对于债权人以其享有的对第三人的债权对目标公司进行出资，则既适用于增资的情形，亦适用于出资设立公司的情形。下面予以具体阐述。

1、债权人以其享有的对目标公司的债权作为目标公司出资及其规则探析

从性质上看，债权人以其享有的对目标公司享有的债权对目标公司进行出资，实际上是目标公司以给予股权的形式替代履行债务。此种情形下债权人的债权实现风险较小，且可获得目标公司的长期的投资收益，对于由于暂时缺乏流动资金但发展潜力较好的目标公司而言，一般情况下可使双方当事人达到双蠃的效果。但如果目标公司经营状况不好、运转困难、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改善、发展潜力亦较差时，这种债务替代履行方式也往往多具被迫意味，甚至成为债务人赖账以逃避现实债务的一种手段，就会使得债权人利益受损。对于后者，笔者以为，债权人可视不同情形依据《合同法》通过诉讼仲裁救济予以解决，或者依据《企业破产法》予以处理。
如前述，债权人以其享有的对目标公司享有的债权对目标公司进行出资只适用于增资的情形，在实践中，又可分为以下两种具体类型：
1.1商业性债转股
所谓商业性债转股，是指债权人以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行为。根据《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主要包括：（1）公司经营中债权人与公司之间产生的合同之债转为公司股权，债权人已经履行债权所对应的合同义务，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或者公司章程的禁止性规定；（2）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3）公司破产重整或者和解期间，列入经人民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或者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为有效控制和防范普通自身债权出资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管理办法》从当事人承诺、依法评估和验资、信息公开、依法处罚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讨论。
此外，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规范，上市公司可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14条第2款规定，所谓可转换公司债券，是指发行公司依法发行、在一定期间内依据约定的条件可以转换成股份的公司债券；该办法第21条第2款进而规定，“债券持有人对转换股票或者不转换股票有选择权，并于转股的次日成为发行公司的股东。”也就是说，当债券持有人在期限届至或条件成就后选择债券转为股票时，实际上就是将其对上市公司享有的债权转为对该上市公司的出资。基于上述，债权人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实际选择债券转为股票时，亦可视为商业性债转股的一种特别情形。
1.2政策性债转股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管理办法》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规定，但在其颁布之前，我国实际上已经允许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债转股，如为消化银行不良资产而成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重点国有企业享有的债权转为出资；《管理办法》第18条也进一步明确规定“非公司企业法人改制为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涉及债权转为股权的，参照本办法执行。涉及国有资产管理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与商业性债转股不同，该等债转股往往结合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而进行，为政策性债转股。在法律适用上，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首先是涉及国有资产管理的，必须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办理；其次是非公司企业法人改制为公司涉及债权转为股权的，参照《管理办法》执行；最后，上述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于《管理办法》的一般规定。具体说来，政策性债转股又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施的债转股。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施的“债转股”是指通过国家组建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把原来国有商业银行与重点国有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持股与被持股、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债权转为股权后，原来的还本付息就转变为按股分红。该等债转股是我国政府支持国企改制脱困、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化解金融风险的一项重要决策，其主要依据是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00年11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条例》。由于该等依据规定得十分原则、笼统，难以周延，且与现行体制、机制和基本法律发生矛盾，在实践中虽有《债转股意见》等相关实施规范，但仍基本无法可依，债转股过程中存在诸多难题和问题有待于破解，限于篇幅，不一赘述。
二是中央财政资金转为部分中央企业国家资本金。根据《财政资金转国家资本金通知》第1条规定，“本通知所称中央级财政资金，是指经国务院批准，依据原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文件规定，转为部分中央企业国家资本金的以下三类资金：1979年至1988年由财政拨款改为贷款的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即中央级‘拨改贷’资金；1989年至1996年，由中央财政安排的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中有偿使用的资金，即中央级基本建设经营性基金；1987年用国家重点建设债券资金安排的‘特种拨改贷’贷款，即中央级‘特种拨改贷’资金。”中央级财政资金本息余额转为有关中央企业国家资本金的，由该中央企业对用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有关中央企业应当按照产权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将其作为国家资本金入账管理。占有使用中央级财政资金的用资企业，应当按照国有法人资本入账管理。自原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批复同意将中央级财政资金转为有关中央企业国家资本金之日起，该中央企业即取得对该类资金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资格。有关中央企业应当积极与用资企业协商，尽快明确与用资企业的出资关系，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用资企业应当积极配合确权工作，依法确认中央企业的出资人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财政资金转国家资本金司法解释》第1条第1款规定“有关中央企业就《通知》所涉中央级财政资金转为国家资本金引发的确认公司或企业出资人权益、返还资金等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通知》发布前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相关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继续审理。”因此，涉及中央财政资金转为部分中央企业国家资本金该类权属纠纷，一般应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其法律关系性质应属于债权转出资权的合同关系。

2、债权人以其享有的对第三人的债权作为目标公司出资及其规则探析

对于债权出资，《管理办法》确立了“有限放开”原则，即在公司债权转股权的范围方面实行有限度的放开，仅适用于债权人以其享有的对目标公司的债权对目标公司进行出资的情形，排除了以其享有的对第三人的债权对目标公司进行出资的情形；虽然如此，应该说，如果将来条件具备，《管理办法》也不排除对该等债权出资进行规制的可能，更何况从前述债权出资的概括性规定来看，该等债权出资的效力亦为法律所概括肯定和确认，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实质障碍。
从性质上看，债权人以其享有的对第三人的债权对目标公司进行出资，其实质是债权人将其对第三人的债权转让给了目标公司。根据我国《合同法》第80条第1款规定，债权转让无须获得债务人同意，只需通知债务人即可。然而债权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债务人的信用和偿债能力。假若债务人怠于履行、不完全履行、瑕疵履行甚至不履行债务，目标公司就需要经过漫长的诉讼过程来实现债权，必然会增加目标公司的成本；进一步地，如果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或破产，还将导致目标公司的债权无法实现，作为出资的债权也将无法实现或者完全实现其原有的价值。因此，债权人以其享有的对第三人的债权对目标公司进行出资，无论是出资设立目标公司还是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都将导致股东出资不实，显然，这种固有的潜在风险，必将损害公司注册资本的确定性原则和资本充实原则。从这一角度出发，债权人以其享有的对第三人的债权作为目标公司的出资在适法性的基础上，更需兼具实质上的适当性。笔者以为，以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作为出资方式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实质性要件：
2.1须满足《公司法》第27条第1款规定的要求
也就是说，以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作为出资，①须具有财产性，即以财产给付为内容；②须具有可转让性，即依法或依约定可以转让。如抚养费请求权、抚恤金请求权等以特定身份为基础的债权，属于依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依据这一要件，该等债权不能作为出资；③具有作价性，即可以用货币估价。如附条件债权，由于条件成就与否具有或然性，故债权成立与否亦处于不确定状态，其价值也就无法用货币估价，依据这一要件，附条件债权不得作为出资；④不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既不为《注册资本登记规定》第8条第3款规定的不得作价出资的财产范围；亦不为非法财产、禁止流通物、设有权利负担的财产、或者存在权属争议包括存在债务人的抗辩权或抵消权的财产等其他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律规范明确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范围。
2.2具有时效性
所谓时效性，即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之诉讼时效尚未届满。假若该等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就会丧失胜诉权，其价值实现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完全取决于债务人的自愿，亦不具有作价性。将该等债权作为出资，意味着股东将债权的时效损失转嫁给目标公司，具有明显的不正当性，也必将严重损害公司的资本充实原则，同时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以对第三人享有的、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得用作出资。
2.3出资完成时间确认须采取特别规则
依新《公司法》规定，确认出资完成时间，一般以股东缴纳出资时点为准，即：以货币出资的，以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确认出资完成；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以依法办理完毕财产权转移手续确认出资完成。对于债权出资，如若采用上述一般规则确认债权人出资完成，则必然会使目标公司承担债权不能实现的固有风险，导致其注册资本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因此，笔者以为，对于债权出资的确认规则不宜承袭上述一般规则，而宜以债权最终全部实现之时作为出资完成确认的时间。当债权无法全部实现的情况下，债权人股东应承担补足出资的责任，同时依《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他股东应承担补足出资的连带责任。当然，上述出资完成时间同时也应满足《公司法》第26条、第81条关于出资期限的一般规定，如果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不能在约定或法定的出资期限得以全部实现，期限届满之日亦是债权人股东补足出资之时。如此便可有效保障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不受债务人履行之影响进而损害公司资本充实原则。为更好地保证这一出资完成时间确认特别规则的有效适用，亦可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设定担保规则，要求债权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作者：王冠华，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

卫办发〔2011〕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部直属各单位,部机关各司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加强文化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不断提高卫生新闻宣传工作水平,营造有利于卫生改革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现就全面加强和改进卫生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全面加强和改进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卫生新闻宣传工作是卫生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卫生部门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手段。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十二五”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攻坚时期,全面加强和改进卫生新闻宣传工作,大力弘扬卫生职业精神,积极宣传卫生工作取得的成就,及时通报突发事件信息,科学传播健康知识,有利于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关心、理解、支持和参与卫生工作;有利于展示卫生行业的新精神、新面貌、新风尚、新典型,激励卫生工作者发挥医改主力军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有利于促进卫生事业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近年来,卫生新闻宣传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成效,工作体系、制度机制逐步建立,新闻发布和信息公开工作逐步规范,突发事件风险沟通工作有效开展,典型宣传工作持续加强,卫生行业形象不断得到改善,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逐步形成。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卫生新闻宣传工作仍存在基础薄弱、体制机制不顺等问题,与卫生改革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与传播理念和方法的快速发展变化不相适应,与群众获取卫生信息和健康知识的需求有一定差距。

当前,经济快速转轨,社会深刻转型,医学模式加快转变,人民群众的健康知识需求越来越广泛,维护健康权益的意识不断增强。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及时化解矛盾的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随着信息化社会发展,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新兴媒体已经形成,信息传播和舆论形成的渠道更加多样,对卫生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各级卫生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全面加强和改进卫生新闻宣传工作。

二、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围绕卫生中心工作,服务卫生改革发展,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工作水平,增强传播效果,为卫生改革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二)基本原则。

———坚持正面宣传,服务大局。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围绕卫生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加强正面宣传,凝聚社会共识,提振改革信心,回应社会关切,发挥卫生新闻宣传工作在促进卫生改革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积极推动卫生新闻发布和卫生信息公开,促进卫生政策措施和健康知识的有效传播,增强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

———坚持遵循规律,与时俱进。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卫生工作规律,推进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和传播手段创新,增强卫生新闻宣传的吸引力、影响力,提高健康知识传播的准确性、可读性。

———坚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牢固树立“大卫生新闻宣传”理念,协调系统内部形成新闻宣传工作合力,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闻宣传工作格局。

三、着力推进卫生新闻宣传重点工作

(三)大力宣传卫生行业典型。

加强和改进正面宣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注重卫生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典型经验和典型人物宣传,将典型宣传贯穿卫生整体工作。通过基层推荐、媒体报道、群众评议等多种方式从日常工作中挖掘典型,在行业内定期遴选重大典型。注重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典型,使典型可亲、可信、可学。紧密结合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和卫生文化建设等活动,大力开发和利用影视作品等多种文艺形式,推出更多优秀作品,加强卫生行业形象塑造。

(四)及时发布卫生新闻。

坚持归口管理,做好日常工作及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闻通稿、组织记者采访、专题政策解读等形式,及时发布卫生政策和措施,宣传卫生工作进展和成效。按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引导公众科学应对。

(五)有效做好风险沟通工作。

加强舆情监测研判,对重特大突发事件及其苗头,以及社会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及早研究对策,科学评估,采用适宜方式积极作出回应。及时跟踪重要卫生新闻的社会反应,及时开展与公众的沟通。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的卫生舆情研判和处置工作。

(六)科学传播健康知识。

加强健康知识传播,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加强与大众传媒的合作,结合重大政策出台、重点工作宣传、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卫生日活动和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传播相关健康知识。创新健康知识传播形式,有计划地树立一批卫生科普专家队伍,鼓励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通过传统和新兴媒体，采用多种形式传播健康知识,科学介绍医学风险,引导群众科学理性就医。

(七)深入开展卫生信息公开工作。

坚持“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把卫生信息公开工作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改革结合起来,围绕社会广泛关注、事关群众切实利益的重大事项,加大卫生信息主动公开力度,积极稳妥地开展依申请公开信息工作。以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为抓手,推动基层单位卫生政务公开工作。

四、加强卫生新闻宣传工作能力建设。

(八)不断提高综合协调能力。

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做好卫生新闻宣传工作。在系统内部,协调上下级新闻宣传机构和本单位内的不同职能部门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形成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在系统外部,加强与新闻宣传主管部门的沟通和联系,争取支持和帮助,把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纳入整体宣传部署中;协调新闻媒体,围绕卫生新闻宣传目标和任务,开展形式多样、务实有效的新闻宣传活动。

(九)不断提高与媒体打交道能力。

善待善用媒体,客观传递信息,提高自身公信力,实现合作共赢。建立与媒体沟通的工作机制,增强与媒体交往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争取主动权和话语权。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熟悉并有效运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

(十)不断提高公共关系管理能力。

转变观念,树立“全员公关”意识,将加强公共关系管理作为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强化信誉意识、形象意识和沟通意识,架起卫生部门与公众沟通理解信任的桥梁。提高议程设置能力,通过重大事件的有效处置,展示卫生部门坦诚、负责、公开、透明的良好形象,提高卫生行业的美誉度。

(十一)不断提高改革创新能力。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结合卫生工作特点,大力推进新闻宣传内容和方式方法创新。注意改进文风,用生动活泼的文字、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感人的故事,增强卫生新闻宣传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增强策划意识,结合卫生新闻宣传工作规律,建立健全策划机制,组建相对稳定的策划队伍,提高策划能力。

五、切实加强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组织领导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要充分认识做好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把卫生新闻宣传工作摆到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十二)加强卫生新闻宣传工作体制机制建设。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同志是新闻宣传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新闻宣传工作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具体负责、亲自抓。要把卫生新闻宣传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进行专题研究,与卫生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建立新闻宣传工作目标责任制,切实开展督导考核,层层落实,务求实效。健全一把手负总责、新闻宣传部门牵头负责、各部门齐抓共管、相关单位有效支持的卫生新闻宣传工作体制,完善内部配合、外部合作、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打造卫生新闻宣传一把手工程、全员工程和可持续工程。

(十三)加强卫生新闻宣传工作机构建设。继续完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同级较大医疗卫生机构新闻发布工作,大力推进地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健康教育机构、卫生监督机构、血液中心(血站)开展新闻发布工作,积极探索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建立新闻发布制度。争取编制管理部门支持,建立专门归口管理卫生新闻宣传的工作机构。

(十四)建立健全卫生新闻宣传工作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新闻发布制度,对新闻发言人、发布机构、发布内容、发布方式、发布程序、发布权限等进行明确规定,实现新闻发布工作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建立健全重大主题宣传、重点活动报道、突发事件发布、重点口径制作、媒体集中采访、舆情收集反馈、失实信息澄清、典型宣传、风险沟通等工作制度和规范,确保新闻宣传工作有章可循。

(十五)加强新闻宣传队伍建设。选拨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熟悉全面工作的领导担任新闻发言人。选择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充实到卫生新闻宣传工作队伍,积极创造条件引进专业人才。加强卫生新闻宣传队伍培养,开展形式多样的能力培训活动,不断优化队伍素质、能力和结构。加大人员考核、交流和奖励工作力度,努力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高素质卫生新闻宣传队伍。

(十六)加大卫生新闻宣传经费投入。根据卫生新闻宣传工作需要,积极争取财政支持,把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保证工作正常开展。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的积极性,争取社会资金投入卫生新闻宣传工作。同时,做好资金监管,提高使用效益。

(十七)构建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网络。构建主流媒体与卫生行业媒体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综合并用的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网络。结合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安排,整合卫生新闻出版优质资源,把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的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等健康传媒建设成为卫生政策、卫生理论、卫生舆论、卫生知识和卫生文化传播的主阵地。适应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形势,建立卫生部门网站群,扩展门户网站服务功能,使网站成为满足公众诉求、凝聚行业力量的重要平台。把“12320”卫生热线工作纳入全国公共卫生体系、卫生信息化体系建设,发挥其在卫生政务公开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有效运用形式,依法规范互联网健康知识传播。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